基，定年号为“宣德”。
不过《实录》里特意提过一句：“大行皇帝上宾，外间稍稍有闻时，上未至北京，喧传高照，欲举犯阙，人心讻讻。及上还始定，而京师戒严已久。”
可见在朱瞻基返回之前，京城地面并不太平。无论是“喧传高照”还是“欲举犯阙”，这都是相当严重的行为，尤其是在京师戒严的前提之下，谁有权力和资源搞出这么大动静？《实录》未提，但明眼人都知道。
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朱高煦早在永乐年间，就一直蠢蠢欲动，简直要把“谋反”挂在脸上。他不是坑陷大臣——比如解缙即死于他的谗言——就是嘲弄哥哥朱高炽，还私养军队，杀害地方军将。最后连他父亲朱棣都受不了了，将他废为庶人。多亏了朱高炽求情，他才恢复了藩王身份，但被徙封至乐安州，不得出城。
朱高煦的野心并未因此停息，他派自己的儿子朱瞻圻在北京，随时监控京城动静，经常一天送出六七份情报。尤其是朱棣北征之后，他更是派遣了许多党羽潜入京城，看是否有可乘之机。所以当朱棣死于北征时，杨荣如临大敌，秘不发丧，直到太子朱高炽迎到棺椁，方才放心，这正是为了防止朱高煦父子搞出什么小动作来。
后来朱高煦杀了朱瞻圻的母亲，父子失和。朱瞻圻向洪熙皇帝举报朱高煦的种种恶行，而朱高煦也不示弱，亲自跑到北京来，举报朱瞻圻在京城私窥朝廷的恶行——这一对父子，真是够奇葩。洪熙皇帝哭笑不得，说“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稚子不足诛”，把朱瞻圻远远打发去了凤阳守皇陵，改了老二朱瞻坦为世子。
一年不到，同样的局面又出现了。这一次是天子死在京城，太子远在外地。这一次天赐良机，朱高煦岂会放过，他除了设伏谋害太子之外，自然也得在京城搞出点事情来。
不，不只是京城，朱高煦这一次的篡位动作，比想象中要大得多。整个计划的轮廓，要再等一年才会完全浮出水面。
宣德皇帝即位之后，对这位派兵伏杀自己的叔叔挺好，非但没下旨申饬，反而增加了封赏。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也是意识到了汉王的布局太大，一时不宜动手。先等自己位置坐稳，再清算不迟。
洪熙元年，就在这种诡异的和睦气氛中过去了。到了次年，也就是宣德元年的八月，汉王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惶恐，决定动手了。
他派遣了一个叫枚青的亲信，潜入京城，联络勋臣做内应，结果被英国公张辅给抓起来了。与此同时，汉王不知怎么说服了山东都指挥靳荣，在山东境内拉起一支强悍的队伍，给诸多将领分派官职，大加许诺。更夸张的是，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也相约举城响应汉王。
倘若这个计划真能搞起来的话，等于是将京城团团包围，说不定真能成事。
可惜这一连串举动，全在宣德皇帝预料之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就像郑庄公对付弟弟共叔段一样，安静而耐心地等对方主动跳起来，等着汉王“多行不义必自毙”，然后再师出有名，一击而定。
当汉王在乐安州正式打起反旗之后，宣德皇帝终于动了。他御驾亲征，带领京营大军把乐安州团团围住，四周神机铳箭，声震如雷。在这种恐怖的震慑之下，汉王终于意识到自己没有一点胜机，主动出城请降。
宣德皇帝指定身边一个叫于谦的年轻御史，历数汉王的罪行。史书记载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完美地完成了任务，令宣德皇帝龙颜大悦。这让他接下来的仕途一帆风顺。
不过宣德皇帝并没有杀掉汉王，而是将他们父子带回京城，关在西安门内。但其他参与者就没这么幸运了，被砍头的有六百四十余人，戍边者一千五百余人，编边氓者七百二十人。可想而知，朱高煦叛变的规模有多大。
虽然从现有资料里，我们无从判断朝中重臣有谁参与了这场叛乱。但从京城动静来看，汉王绝不是孤军作战，一定是内外呼应，才有胜算。其中最值得怀疑的，正是太子太保兼礼部尚书吕震。
吕震虽然官运亨通，但性格佞谀倾险，操行无取。他在这场汉王之叛中并未受到什么牵连，但在汉王覆没的稍前时期，突然离奇暴毙。史书上说他去祭祀太庙，在西番僧人那儿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之后突然死了，算得上是一件奇事。
汉王这个人，当真是骨子里桀骜不驯。他即使被禁锢在西安门内，依旧没夹起尾巴老实做人。《国朝献征录》里记载了他的结局：有一次，宣德去探望汉王，没想到汉王一伸脚，把他绊了个大马趴。宣德这次可真是气坏了，找来一个三百斤的铜缸，直接把他扣在地上。汉王还不服，试图把大缸举起来。宣德命人在旁边烧起炭火，把汉王硬生生烫死在里面。而汉王的十个儿子，包括朱瞻圻、朱瞻坦、朱瞻域在内，一并处死。
都惨到这份上了，居然还主动作死，只能说汉王真是性情中人，宁可不要性命，也要好好出一口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