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温饱难继的生存环境，就越能养育出轻生死者。
因为对死亡见多了，也习惯了。
河西走廊的人们就是如此，从来都不可“以死惧之”。
而且，光武帝刘秀复汉祚后，选择的是“都洛阳以安关东”而并非是“都长安以通西域”；再加上一百多年里羌胡部落不断内迁引发的动乱，让河西对官府的权威与约束慢慢变得熟视无睹。
比如河西每位能活到及冠的男人，都颇通刀矛弓箭。
他们知道，有了武力傍身，就有了生存的资本。
如能捍卫家人在马贼横行的乡闾苟全；能在遭受不平之事而伸冤无门时，提刀去有仇报仇；还能在衣食窘迫时，把身份变成贼寇。
抑或者说，在河西走廊，每户黎庶是潜在的马贼。
至于豪右与羌胡部落，则是明目张胆的马贼。
冀县人尹奉在任职敦煌太守期间，备受称赞的功绩不是屯田戍边。
而是勒令各处关隘或烽燧的戎卒护沿途商贾，不让那些豪右私兵将麻布裹脸上伪装成马贼劫掠商队。
民不畏死，皆逞强斗狠之徒。
这是人们对河西黎庶的印象，也是郑璞所思中，仅用两年时间便可让河西豪右及羌胡部落顺从的分户画地迁入蜀地的依仗——如果他们不愿意迁徙，那么，大汉颁发诏令将他们定为叛贼，号召所有河西黎庶去灭之。
报酬很可观。
不仅可被官府募为“士”，还能分去被灭掉豪右家中资财及田亩的一半。
不必担心，如此血淋淋的诏令，会引发河西的同仇敌忾，让豪右与黎庶联合起来对抗大汉朝廷。
相反，诏令一旦发出，整个河西的黎庶都会拥护大汉的权威。
想想就能理解了。
习惯了刀口舔血、以命博温饱的人，在从鄙夫骤然变成豪右的机遇面前，孰人会错过？
孰人不感恩，给他们改变命运机遇的大汉朝廷？
也无需担心，手中只有简陋刀矛弓箭的黎庶，能否杀了那些被披坚执锐的私兵部曲护卫着、藏身在坚固坞堡里的豪右。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河西走廊，没有人能抵御得了这样的诱惑！
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本来就不畏死的他们，会让大汉兵不血刃就拔掉这些豪右。更大的可能，是这些豪右会死在他们家族的私兵部曲或者徒附僮客手中。
自然，如此做法，会让河西走廊在短时日内，陷入杀戮遍布的动荡中。
甚至有人趁乱而起，挥舞的刀矛不仅仅是面向豪右。
就如昔日高帝刘邦以“千金、邑万户”购霸王项羽之头一样，项羽自刎后，有军法约束的汉军在争夺尸首，临阵自相残杀者有数十人。
利益是能让人罔顾一切法度禁令的。
这也是丞相诸葛亮，在问及郑璞心中所思时，先行摇头叹息的缘由。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
从讨南中归来后丞相就知道，郑璞思考问题的角度，永远都是想着如何将朝廷的利益最大化，根本不会顾忌自身名声或他人死活半分。
是故，当郑璞细细说罢对策，丞相便不由陷入了沉默。
非是觉得，郑璞对那些豪右过于苛刻。
既然那些豪右不愿意迁徙，那么对大汉而言，河西走廊的格局就是到了不破不立的地步。
有逆魏在侧虎视眈眈，选择破而后立，就是朝廷的最佳之选。
也不是担忧如此诱发黎庶动乱，会导致日后“破后不立”。
那些推翻旧豪右变成新豪右的黎庶知道，唯有站在大汉旌旗下，他们才能得到世理的认可；唯有为大汉而战，让逆魏不再得返河西，他们才能将博得的富贵传给子孙后代。
其实，丞相沉默中所思考的，并非是郑璞河西对策的优劣。
因为对郑璞的阴狠，丞相心里早有准备。
所以，甫一听罢，心中便认可了。
毕竟昔日郑璞诱发萧关大疫的计谋，可比如今河西对策狠戾多了。
某种意义上，丞相与郑璞是一类人。
只要能让大汉还于旧都，丞相甘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必要的时候，亦不惜被千夫口诛、青史笔伐。
只不过，在自身的品德与操守下，丞相从来都没有去思虑用上阴狠的手段。
这便是丞相陷入沉默，兀自蹙眉而思的缘由。
他在思考着，他与郑璞的区别。
以现今执国者的身份，考量着若是将郑璞定为后继执国者，对大汉未来的得与失。
事实上，谁都不知道，自从魏军退出陇右以及曹真病死的消息被证实以后，丞相的心思就很少放在军争上了。许多军争的筹谋调度、临阵前的各种巡视安抚等事务，也开始放手给诸多将率僚佐了。
收复河西走廊，并非难事。
而将陇右与河西连成一片，大汉对逆魏的关中三辅就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席卷之势。
大汉，已然潜龙出渊。
还于旧都的冀望，已然十分接近。
所以，在丞相的心中，当务之急不是思考如何军争夺利。
而是尽快物色好执国的后继者，让大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