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六月中旬。
关中右扶风,陈仓城。
刚刚巡麦田归来的魏雍凉都督司马懿,遣开扈从与佐吏,独自正襟危坐在案几前,捋胡看着雒阳庙堂刚刚传来的军报与天子曹叡的问策。
因为贼吴出兵了。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自逆蜀与贼吴互盟后,每每西北有战事江东亦会兴兵来犯,且战略都几无更改。
荆襄战线,屯兵在武昌的陆逊合诸葛瑾之兵约莫万余人入汉水,从夏口出围江夏;镇守江陵的朱然亦督兵五千北上入汉水,意图遏制襄阳与樊城驰援江夏。
而淮右这边,扬州刺史王凌再度收到了封请降信.......
作信请降之人竟还是江东功臣徐盛之子,徐楷!
信中声称自他父过世后,身为琅琊人的他备受江东世家豪族排挤,又见孙权素来薄待非吴地籍贯功臣子嗣,诸如周瑜、甘宁等人子嗣皆被流放,故心常怀不安,唯恐他日自身亦会被奸佞以事构陷步入后尘。便有心效仿韩当之子韩综弃暗投明,将本部士卒来投,但求王凌能遣兵来接应。
司马懿看至此时,当即嗤之以鼻。
先有周鲂、后有孙布,如今竟又来个徐楷,彼孙权真对诈降食髓知味了?
自然,王凌此番没有再中计。
且是很难得的不顾先前与满宠交恶,一并计议。
满宠此番连回信虚与委蛇都不屑为之了。
径直督令各部严加防守,坐等孙权大军来犯,且还将持徐盛降书来投之人枭首、悬于合肥城池上,以示对江东设谋如出一辙的鄙夷。
其后之事便果如其然了。
孙权亲自督军六万有余,号称十万大军入巢湖往合肥新城而来,但见满宠与王凌坚壁清野,便一直未下船上陆来攻。
至于吴广陵太守孙韶与副将张承,则是督军约莫八千进扰淮水流域。
军报至此,便是全部。
而曹叡亲笔书信,乃是以先前司马懿督战荆州,问策是否要增兵荆襄。缘由是朝中公卿诸如蒋济、孙资等人认为,需预防逆蜀与贼吴并力来袭荆州。
如此理由,看似有些匪夷所思。
孙吴明明是大军出淮右,荆襄不过是万余兵力进扰策应罢了,焉能本末倒置不议驰援寿春,反而问及是否增兵荆襄呢?而且逆蜀穷兵黩武了数年,如今刚刚全据了凉州,正是急需修生养息、恢复民生的时候,如何会兴兵与贼吴并力来袭呢?
但司马懿觉得十分合理。
无他,逆蜀若是兵出,如能将屯在关中的大军吸引入荆襄,化解魏国即将对河西开启的攻势,便是“围魏救赵”功成了。同样不可免与战事,逆魏为何不将战场从河西转移至荆襄,好让治下民生不受打扰呢?
再者,贼吴逆汉水而上攻襄阳与樊城,而逆蜀从汉中郡兵出攻上庸郡,两路并进,以如今魏国屯守在荆襄的兵力,还真无法从容应对。
或是说,以汉中郡与东三郡的地形来看,逆蜀若是顺着沔水穿行黄金峡兵出,乃是犯了“进易退难”的兵家大忌,相当于孤注一掷。
不胜,即大败!
但司马懿以为不然。
他至今仍旧对昔日讨孟达时,州泰部竟全军覆没之事百思弗解!
事实上,随着近些年汉魏双方战事频频,他也知道了州泰如今效力于逆蜀之事。
且来关中都督雍凉兵事后,他还亲自做了封书信令人送去蜀军戍围内,请其等代为转与州泰。
州泰是回信了的。
但只是一味的声称有负他的器重之恩、来世必然结草衔环以报云云。
对于昔日之战的经过,如何被俘虏、为何叛魏降蜀等等只言片语都不提及。
亦令司马懿从中品咂出一二蹊跷来。
若非涉及军中机密,以当世理法,州泰应是详细作言以全旧日情分的。彼蜀相诸葛亮并非气量狭隘之人,断然不会以此责之。
或许,逆蜀纵使兵出东三郡,亦有周全之策全身而归罢。
以如此断言,司马懿暂且将追思揭过,继续逐一细细看读,从雒阳一并传来关乎江东今岁零零散散的举动。
譬如江东各地叛乱大致讨平。
如镇守在武昌的陆逊,夏初四月时还曾归去建业呆了半月有余。
而待看到逆蜀曾以郑璞出使江东时,他眼眸不由微凝。
虽说他不管都督荆襄还是雍凉,都不曾与郑璞有过交集,但如今“疤璞”之谓在魏国堪称人尽皆知了。
且在他归雒阳受命督雍凉时,还特地去看望过已药石罔效的曹真。
那时,曹真神智尚且清醒,他以即将都督雍凉兵事问计求教时,曹真并无多言。
曰:
“仲达有机鉴先识、经达权变之能,乃当世翘楚也!我焉复有言以教?但以一言相告,逆蜀之疤璞,乃我魏之大患也!仲达切不可轻之。”
我魏之大患?
如昔日楚剑利而秦昭惧、孟明用而晋人忧乎?
对于曹真的临终之言与忌惮之深,亦令司马懿慎重莫名。
来督领雍凉后,便将关乎郑璞的情报细细研读了一番,亦对郑璞的用谋狠戾颇为感怀,暗中作了断言:“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