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么，你明日不来上堂了？”
教谕瞪大了眼睛，看着散课后追着他的张正书，有点皱眉地说道，“你前些时日，才在家休憩了近两月，为何如今又要求假？”
张正书说谎不打草稿的，眼睛都不眨一下：“那个开封府吕相公让我去开封府衙门一趟。”
“你犯甚么案子了？”
教谕下了一跳，没办法，张正书是有“前科”的。自幼就调皮捣蛋的他，如今犯事被抓，好像也说得过去。都说三岁看老嘛，这时候的宋人就喜欢用老眼光看人，不然就不会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这个成语了。
“先生，我是那种人么？”
张正书有点无奈，怎么每个人都觉得他是无恶不作之人？难道那个倒霉蛋，真的那么惹人厌不成？然而，张正书也没办法选，这是天意，轮不到他做主的。
虽然教谕没有说话，但他的眼神已经赤果果地说明了一个问题——他就是这么认为的。
“要是我犯事了，自会有巡捕来抓，怎么可能自己去开封府衙门呢？”张正书觉得很可笑，“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你是去投案自首的。”教谕理所当然地说道。
张正书忍不住一口老血喷出，他之前怎么没看出来，这教谕也不是个迂腐之人，也会说笑的啊？
“实不相瞒，我在我家田地上弄出了十几架水车、筒车和翻车，吕相公觉得我为乡里做了好事，想亲自见见我哩！”张正书半真半假地说道，“前些时日，他还亲自到我家来，叮嘱我要到开封府衙门一晤……”
吕嘉问登临张家宅邸的事，这教谕也听说了。张正书知道，说谎的最高境界，是九分真，一分假，要不怎么说老实人说起谎来能骗死人？就是这个道理了，忽悠你没商量啊！
“原是如此，那你代我问候吕相公一番……”
开封府府尹啊，这相当于后世京城市长了，还是司法、施政的一把手，简直是这连举子都考不上的教谕的偶像。
“行，包在我身上！”张正书大包大揽地说道，“那我走了……”
教谕不虞有他，心中感慨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他确实是这么觉得的，想前朝的商贾，哪里能谒见高官？不被褥羊毛都算好了，甚至当权者看你不爽，得，一个栽赃下去，你就要被抄家。想做官？做梦去吧！但是宋朝呢，因为过度依赖商业，商税甚至达到了税收的七成之多，哪怕是统治者，也要适当照顾一下商贾了。且不说官员可以经商，就连商贾也能做官，这就是一个大进步！
然而，张正书却知道，所谓的官商，其实根本不能促使社会的进步。这种商人，习惯了垄断，习惯了赚大钱，却没有冒险精神。这和在土地里刨食，有什么分别？只不过从种田，变成在有限的范围内经商罢了。
但是，不做官的商贾，那就厉害了。因为没有权力上的需求，所以他们敢拼敢搏。出海贸易？那是寻常啦，边境榷场做买卖？也是常有的事啦。甚至于走私粮食军械，就没有商贾不敢干的事。他们确实是有冒险精神了，但对国家也是有害的。所以，历朝历代为何打压商贾？是有其原因的。
张正书却知道，这便是人性了。
商人逐利，所以他们敢于走私。官商还有权力上的考量，这种事不敢轻易去做。但据张正书所知，到了北宋这时候，官商走私，已经不是新闻了。因为宋朝的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了起来，也使得各级官员贪欲大增。
这些官员，已经不满足于做官商牟利了，而且还染指对外贸易，大搞走私舞弊活动，以牟取更加丰厚的利润。官僚政治的腐败，是隐藏在宋朝冗官危机下的更重大的问题。张正书还想着，什么时候击穿这个脓包。
虽然，宋太宗时曾经下诏说：“诏中外臣僚：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赍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与民争利。有不如诏者，州县长吏以名奏闻。”然而，到了元符年间这时候，这一纸诏书就等同是废纸了。官僚经商，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情。而且你也不可能禁止得了啊，官员们随便找个直系亲属来，代替自己经商，不就规避所有风险了吗？再不济，找个非直系亲属来，你能拿他怎么样？
很多人觉得，宋朝是高薪养廉的，殊不知这个印象就错了。
不错，宋朝的高官，俸禄确实很高。但一些不入流的官员，俸禄就太低太低了。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如果是守选、待除、守阙等等的官员，那就更惨了，没有实职，要等六七年后才能得三年之禄。算起一月所得，连四五千钱都不到；少者连三四千都难到。哪怕是有禄米供给，也生活窘迫。要是有红白喜事，有什么病痛，更是要举债。至于边远州郡，那些官吏的薪俸更是少得可怜。要不怎么说，贬官就是等于借刀杀人？俸禄都不能养家糊口，你说是不是借刀杀人？看看苏轼这几年过得如此穷困潦倒，就知道宋朝官员的俸禄有多不平衡了。这也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