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菜?先前你与朕说的那茅棚绿蔬么?”
赵煦清楚地记得张正书到底做了什么,自然是闻弦歌而知雅意。
“回禀陛下,确是那茅棚绿蔬。”彭元量说道,“小的曾统计过,如今汴京城中绿菜,已然去到百钱一斤了,李家村的茅棚绿蔬日入百贯是常事,甚至可达到两百贯。因为绿菜充斥菜市,以往城中之黄菜价也升了不少,量也多了……”
赵煦一愣:“这不应该啊,这绿菜菜价升了,黄菜菜价应当降了啊?”
彭元量摇了摇头:“陛下,小的也不知为何,但菜价确实如此,今年百姓冬日要比寻常年间过得更好了些。这里面不知是何道理?”
要是张正书在这里,肯定会说得头头是道:这就是钱活起来的迹象啊,往年达官贵人哪里会把钱放在吃蔬菜上面?就算每天吃黄化的蔬菜,也吃不了几个钱。但是,只略带一点黄意的绿菜出现,那就不一样了。达官贵人嘛,不是没钱消费,而是不知道把钱窖里的钱用到哪里去。投资田地?可以啊,但你要能在开封府周围买得到才行。远了不喜欢,难以管理;近了价钱又贵又没人愿意出售。一来二去的,这钱哪里能流通得起来?
于是,达官贵人们只能去酒楼茶肆、勾栏瓦舍消费了。偏生宋朝的娱乐虽比前朝多得多,但那些都不是大额的消费。或者说,这些消费很难产生钱财的流动,流动到底层百姓那里。但大棚蔬菜不一样,首先蔬菜就是很贴近民生的产品,其次就是张正书给雇工的工钱挺高的。最关键的,自然是过年时节,有了钱的雇工,自然要消费了。
以消费带动消费,汴梁城乃至整个开封府的经济,突然就活了。
如果用后世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就是所谓的“节日效应”了。只不过以往的汴梁城、开封府底层百姓没多少消费能力,节日效应虽然有,但也不会过得太好。可今时不同往日了,张正书在李家村雇佣了上千人,再加上张家在汴梁城的商铺、报社、卖菜人手等等,垂直的雇佣人数已经差不多去到了一千五百多人。这么多人再带动的消费,已经足以拉动一座城市的经济增长了。
宋朝人对经济这笔账是迷迷糊糊的,隐约能明白点东西,却又不肯花心思去研究,自然看不破这个规律。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后世经过实践了之后提炼出来的道理。然而,让宋人去理解这句话也太难了点。
赵煦就懵了,他一直以为轻摇赋税,平抑物价,百姓就能安居乐业。怎么事实却并非如此?
实际上,宋朝的赋税确实不算太重,因为徭役都可以用钱抵消。
然而,宋朝的税收却很奇怪。例如熙宁年间,开封、襄州、唐州、邓州等地一百亩的新开垦田地,朝廷只收四亩的税,后来打算收到二十亩的税,即二十税一。当然了,那些言官们不干了,开始为民诉苦报不平,即所谓“民间苦赋重”,结果朝廷根本就无法增税,只能一百亩之田继续收四亩之税。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这些言官们的屁股不正。朝廷已经没钱了,却还是只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想增加税收。哪怕朝廷实行两税制,也就是夏秋两收,也没法增加太多收入。
鼓励开垦嘛,哪个朝代都是这么做的。
可官员又是地主,哪里肯交那么多税?
交税这件事,很明显就转移给了佃户、自耕农。哪怕是二十税一、三十税一,折合成夏秋两收,也是等于十税一、十五税一了。再加上各种杂税、佃租,佃户交税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这个税收,哪怕是在历朝历代来说,这个隐形的税收都很重了。
问题是,压力都转嫁给了佃户、自耕农,那地主呢?基本不承担税收,哪怕农税只占了宋朝税收的三成多,可这种畸形的税收比例,已经埋下了足够大的隐患了。
如果给张正书来执政,张正书肯定会一手刀枪,一手税单,把地主强加在农民身上的税赋给减轻,逼迫地主交税。这个模式是不是很熟悉?不错,就是后世米国的国税局模式。在后世的米国,不管是黑白两道,还是平头百姓,最怕的不是警察,不是fbi、cia,而是国税局。要知道,国税局可是掌控武力的。换而言之,这是一群持枪上岗的税务官。武力催税,你敢不交税?他们能开着坦克到你家门前,分分钟教你做人!
在百年催税行家,米国国税局面前,只有税收一件事,不知道多少人栽倒在他们手上。可以说,只要米国国税局想查你,连你祖宗十八代都能查得一干二净。
可惜,宋朝皇帝都太软弱了,凭空养着那么多兵都不懂用。
赵煦也无法接受这个模式,满朝官员也会竭力反对的。在那些文官看来,他们可是道德典范啊,怎么可能偷税漏税逃税?还用武力催收税赋,这是有辱斯文的事!他们还能煽动舆论,逼迫皇帝让步。
冗兵、冗费、冗官,并非一日而成的。宋朝是根基,就是这样一步步被腐蚀的。
贪婪的文官,假仁假义的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