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瑾菡默然了，然后才说道：“难道一个好官，就注定不能被朝廷所容吗？”
在曾瑾菡小时候，就是苏轼在杭州做知府的时候，她对苏轼是有点感情的，特别是同情。“好官与否，自有后人评说。苏轼的政务也还算办得不错，但若说他是一个好官，也算不上。真个评论起来，他只能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性格决定成败，他的弟弟苏辙比他稳重得多，所以苏辙能当上宰相，他不行。苏辙的办事能力，可见得比苏轼好多了。有些官嘛，他只能做一介地方官，但是回到朝中，回到中枢，那不是帮了他，而是在害他。从某个程度上讲，苏轼其实和范文正公是一样的官，只不过苏轼还缺点手腕罢了。”
张正书的话音刚落，旁边就传了一个声音，恨恨地说道：“你是甚么人，居然敢如此诋毁苏相公？好个贼子，须容你不得！”
听得这句话，张正书刚刚回头，就看到一个汉子举着扁担向他打来。风声呼呼的，威势十足，想来是全力打来，张正书吓了一跳，连忙护着曾瑾菡退了两步。他还没喊出声，刘忠、史陌就一同出手了，间不容发地拿住那根扁担，夺了过来，刚想提起铁拳教训教训那汉子，却被张正书喝住了：“住手，别打人！”
“呸，你这贼子，莫要装好心，我不承你情！”
那汉子颇有血性，虽然打不过，但嘴上却不求饶。
张正书拱了一拱手，说道：“这位兄台，刚刚我的护卫多有得罪，但你说我诋毁苏轼，我却是不认同的。苏轼是一个中间派，他不会结党营私，他是一腔热忱为了大宋，但他做官确实不得要领，这不过是公正的评价，你为何说我诋毁他？难道一个人就该十全十美，没半点缺点么？”
这汉子登时语结，喃喃地说道：“反正你不能说苏相公的坏话！”
张正书却负手背后，说道：“哪怕是苏轼本人在此，我也是这么说。他文章诗词写得是不错，但说到治国，他比王安石都要差！瞧瞧他在元祐党争中的表现，可用‘不知所谓’来形容。一个国家的国策，哪怕是错的也好，只要认真贯彻去执行，到最后未必会很差。但是你的苏相公呢，连同一大帮无所谓的人，攻讦熙宁变法，在政事上懈怠，改革不力的责任倒有一大半归结他们身上，我又哪里说错了？诚然熙宁变法有不足，但略微调整，未必就不是利国利民之策，为什么一定要全盘否定？不外乎他们不想变，怕触动自己的利益罢了。苏轼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心理，可能真的为国家着想吧，但他的方式用错了。所以我说他不适合在朝中为官，适合在地方为官，有错吗？”
这汉子更加吱吱唔唔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说道：“那又如何，苏相公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就记得他的好！”
张正书笑了笑，没有否认这一点。
说实话，苏轼执政最大的功绩，就是在杭州了。
就跟司马光一样，只会故作文儒高雅，吵架也不行，做事也不行，也就驴粪蛋子表面光鲜。要是真的叫这些人做了宰相，肯定又是另一个司马光。看看司马光的政绩就知道了，他连章惇都斗不过，还对高太后撒谎、捏造事实来攻击熙宁变法，最后还是倚靠着章惇的自傲，得罪了高太后才尽罢新法，而此时章惇也和苏轼结上怨了。
从这件事就知道了，苏轼的情商是真的低下。
众所周知，做官一事，智商只是其次，真正重要的是情商。苏轼经常得罪人而不自知，一张臭嘴一支毛笔把自己搞得半生颠沛，不得不说是咎由自取。做官嘛，肯定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的。可偏偏苏轼的敌人满朝都是，朋友却越来越少，不得不说苏轼这做官实在太失败。
看看他对熙宁变法的态度就知道了，就拿差役法来说，王安石是提倡免役法的，章惇也鼎力支持免役法。但司马光这个蠢材看不到免役法的好处，力主废除。然而，差役法是带有人身强制性质的野蛮落后的社会制度，其被废弃是必然的，不是以司马光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在熙宁变法以后，“赋役合一”渐渐成形，即便司马光废除了免役法，但后面知道自己干了蠢事，再下命令，要求各地在恢复差役法的同时，仍要保留一些免役法项目，好收取免役钱。
结果呢，自然是被章惇毫不留情地嘲讽了，说司马光说话不着边际不知重点，基本上全是废话。结果嘛，得到高太后支持的司马光自然是借此机会把章惇搞掉了。苏轼也写文章，把章惇往死里踩。但是，后来司马光问苏轼，你对熙宁变法咋看啊？
苏轼怎么说的呢？他在地方做过，知道熙宁变法是不能轻易尽废的，所以他建议司马光：“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苏轼认为，免役法也好，差役法也罢，“各有利害”。他力劝司马光，“骤罢免役而行差役”，“盖未易也”，并一口气提出了免役法的五大好处。不得不说一句，王安石在政时，难道苏轼的头脑被门夹过吗？进水了吗？还是脑袋被雷劈过？他为什么就不能给王安石说一句公道话呢？等到这时候，又对司马光这么说，这不是打司马光的脸吗！不仅如此，苏轼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