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卫灵公去世。
按照卫灵公的生前口谕，其子郢被立为国君。公子郢是蒯聩的庶弟，温良恭谨，是位谦和君子，足堪大任。不料，公子郢却一再推辞，认为自己才不足以立国。他还提议，太子的儿子已经成年，由他继承大位正合适。
南子无奈，只得立蒯聩的儿子蒯辄为君，后世称为卫出公。
得知此事，赵鞅马上做出反应。在他看来，不好好利用这个时机，恐怕日后再也找不到更适合的机会了。
六月，赵鞅派阳虎把蒯聩送往卫国的戚邑。离开戚邑时，阳虎把蒯聩及随行的八人化装成卫国人，身穿丧服，假装成去晋国迎太子返回都城。卫国人听闻蒯聩归国，奉国君之命发兵击蒯聩。
由于事先没有预料到卫国人反应如此激烈，阳虎等人势单力弱，只得打消入卫国都城的念头，退居戚邑自保。卫国人也不追赶，退兵回城。
赵鞅的希望再次落空。
这一次，君位之争的对象是父子。按照周礼，蒯辄已被立为国君，他的卫国国君的身份已然具备了合法性。蒯聩虽曾是太子，但他已经逃亡离境，失去了成为国君的资格。所以，儿子拒父亲是合理合礼也合法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八月，齐国调集粮草，郑国人负责押运，准备送给士氏。截获情报，来不及调集大军，赵鞅率领轻骑和部分战车迅速赶往，意在截夺粮草，断绝士氏的补给。远远就有探子来报，郑国的运粮队正在前方五里处驻扎，赵鞅命军士缓行，驻军戚邑铁丘。
据了解，此次郑国所率军士，皆是军中精锐，大都勇猛精干，个个能骑善射。相形之下，由于太过匆忙，赵鞅所率部，除了家兵，公室所属并无几人。无论作战能力还是人数，后者都处下风。
阳虎和蒯聩也来了，戚地还有蒯聩的部分亲信旧部可供调遣，勉强算是多凑了几个人。
阳虎提议，由于我军兵车少，应该先布好阵势，遍插旌旗，以逸待劳，迎接郑军。对方不知我军虚实，看到旌旗招展，军容严整，必定心生恐惧。我军可趁机发难，把他们打个措手不及，在士气上抢占上风。
赵鞅一想，此计不错，欣然采纳。
转念一想，即使这个计谋奏效，对方总的人数仍在己方之上，赵鞅又变得忐忑不安。行军打仗不是儿戏，而今大敌当前，气势就比对方矮了半截，何来底气？竞技场上的底气只有一个——实力。
人在惶恐无助时，通常会寄托于超自然的力量。今天如此，过去那个生产力落后对大自然认知十分有限的年代更是如此。
赵鞅请人占卜。
占卜有龟占和蓍草卜筮两种，通常认为第一种更正式更准确。龟占就是用火烧龟壳，通过产生的裂纹判定吉凶。谁知老天爷偷懒，龟壳被烧坏了，黢黑一片，哪里有纹路可看？
赵鞅无奈，只得放弃占卜。看来此役是天意不明，只能依靠人事了。
以少胜多的战役，赵鞅虽未亲身经历，多少也听说过。没有强大的实力，只有依靠高昂的气势、蓬勃的勇气、不畏惧死亡的血气，才有可能赢取胜利。
激励将士，无非名利爵位。生死当前，任何长远目标都是缥缈虚幻的，因为谁都不知道明天是否还有命。唯有美人钱财最实在的，在激发人的斗志方面可说是立杆见影。越是庸俗的，越能简单粗暴的催动人类内心潜藏着的兽性，把杀戮当成享受，把人命当作筹码，换取成为人上人的门票。
经过反复思量，终于想到对策。面对众位军士，赵鞅发表了这样一番战争动员——
“士氏、中行氏违背天命，斩杀百姓，想在晋国专权，取代国君。从前，郑国是我国的盟友，我们国君依仗着郑国得到庇护。现在郑国无道，弃君助臣，我们决定顺从天命，服从君令，推行德义，消除耻辱，就在此战。
若能克敌，上大夫授县，下大夫授郡（注：春秋时，县大于郡，一县约等于四郡。到了战国则相反，郡大于县。），士得田十万亩，庶人工商可做官，奴隶重获自由。
若志父（晋阳被围后，赵鞅自称‘志父’）能战胜敌人，免于问罪。若是战败有罪，就用绞刑把我诛戮。请以下卿之礼把我下葬——用三寸厚的桐木棺，不用衬版和外椁，用没有装饰的马装运棺材，不要归葬本族的墓地。”
赵鞅所说，大约分为几层意思：
1.我军是正义之师，郑军则是逆德背天。此役是讨不义诛祸乱，我们在道义上是占据高点的。
2.若能克敌，论功封赏授爵。
3.如果打胜仗，荣誉奖赏为众人所有；如果失败了，责任归赵鞅，本人甘愿受罚。
赵鞅的这段话，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
他是第一个提出凭军功授爵的卿大夫，尤其他还担任晋国的中军佐。春秋时期，礼乐虽坏，英雄还是要问出处，出身仍是决定个人升迁的重要因素。某些职务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