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内部，以国氏、高氏的损失最为惨重。家族栋梁战死已然是悲剧，更为不幸的是，因为拖累三军战场失利，他们在朝堂的地位一落千丈。田氏专权最大的两个对手被打残，田常成为最大赢家。
对吴国而言，十万几乎是倾国之兵，损失两万并非小数目。连年征战，无论是财力还是人力都消耗甚巨，要想人口增加，除非大规模移民，否则短期很难奏效。
比起春秋初期中期的战役，这场战役除了惨烈程度，使用的战术格外值得一提——诱敌深入围而歼之和预备队的使用，都是其鲜明特征。
“城濮之战”中以树枝绑缚车尾，通过驱车拖曳卷起漫天烟尘给敌方造成己方人马众多的假像，引其前来作战，就是诱敌深入。可是，那个时代，双方仍信守基本的军礼，占了上风就逼迫对方投降，最后签订赔款协定，双方撤军就是。
“艾陵之战”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以歼灭对方有生力量为战斗目的，已经初露战国雏形。攻城略地，杀将覆军，把自己的优势利用彻底，不留一丝和谈的余地——正是战国时代战争最突出的特点。
此次战役虽无略地侵占，把对方主将杀死还将人头作为献礼，已是杀人诛心之举，足令对方胆破魄飞，威慑力十足。
预备队的使用，可谓一大创举。区别于传统的上、中、下三军相互协同并肩作战，吴王夫差所将中军，并非常规队伍，而是机动部队。这支机动部队并不只是“第四军”，他们不参与常规作战。这就是吴王明知三军将士在前方厮杀却视而不见，不动如山的原因。
他要的是敌疲我精，敌退我进。时间越往后，战场上的吴军也好，齐军也罢，只会越来越困倦疲累。相反，他的精锐之师，正在养精蓄锐，已经隐忍大半日，个个满腔热血，蓄势待发，杀气腾腾。
为此，他不得不牺牲前方将士，尽管知道他们以弱战强，以少打多，正在苦苦支撑。为了最大程度的把预备队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在其余人食不知味时，吴王夫差仍面不改色，因为成竹在胸，早有预案。
不得不说，吴国之所以能在春秋末期的舞台大放光彩熠熠生辉，除了他们的国君野心勃勃之外，他们为克敌制胜投入的精力智慧也令人钦佩。尤其是他们的统治者，身为一国之君，总是身先士卒，奋勇争前。
并非鼓吹战争，崇尚杀戮，迷信暴力，美化争霸，而是想要表达，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想要在强手如林中脱颖而出，从上到下必须同心协力。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国王的见识气度励精图治更是决定一国能走多远的最重要的因素。
对齐之役大获全胜，吴王夫差龙心大悦，喜上眉梢。除此之外，他还暗暗得意——幸亏没有听某人的话，否则岂不错失大逞威风的绝好时机？
某人所指正是三十六年前父兄被杀、命悬一线、辗转逃到吴国的伍子胥。
邗沟通航后，吴国伐齐便提上日程，第一次小试牛刀，败兴而归，第二次则是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
作为吴王的左臂右膀又兼先王遗老权勋，伍子胥对吴国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吴王对外称霸，屡试刀锋，每次伍子胥都会帮助出谋划策，并且追随左右，共同征战杀敌。多年来君臣二人可说是合作无间，直到对越国的处置，初现分歧。
无论是一开始的求和还是越国君臣到吴国为奴，伍子胥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绝不能给越国留生路，而是要斩草除根把越国灭了。
吴王兴致勃勃的对齐耀武扬威之际，伍子胥又旧事重提，原因是——得知吴王北上，越王勾践特意送来厚礼重兵，大方馈赠，并祝吴王旗开得胜。众人皆喜笑颜开，惟有伍子胥面有忧色。
“越之于吴，心腹之疾。两国接壤，地处同一区域，风俗人物相类，若能合一，对越国有百利而无一弊。所以，越国对我国一直虎视眈眈，恨不得归入囊中。之所以对我国俯首贴耳，卑躬屈膝，无非是为了掩藏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尽管知道自己说话扫兴，伍子胥仍是苦口婆心的劝谏吴王。
吴王脸色不豫，浓眉深锁，他没有马上发作，只是低头不语。好一会儿才开口道：“若是越国想吞并我国，为何此次还送甲士武器，助我北上？”
“越国此举，乃是为了助长我国的野心，麻痹我国。”
伍子胥何等精明，怎会看不出越王的阴谋？不必智慧见识如伍子胥，任何一个不被利益驱使物欲蒙蔽的人，但凡有点理性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
试想一下，一国之君沦落为奴，他会甘心吗？答案是否定的。再者，受了奇耻大辱，仍然毕恭毕敬的对待给过自己羞辱的人，符合人的本性吗？答案也是否定的。所以，只有一种可能，这个人的谦卑顺从是伪装的。忍常人之所不能忍者，必有不足为外人道的目的。
可惜，世人大多为事物表象所迷惑，一听阿谀奉承就深以为然，嘴角上扬，心中甜美，身心膨胀，飘飘欲仙。殊不知，明刀明枪易躲，最难防是口蜜腹剑。
“越国既已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