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制度经过实践，有着许多经验教训，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以及可能利用的破绽，都已经逐一修正。”
“他们即便诡计多端，能用的招数也就那些，掀不起大浪。”
说到这里，李笠笑起来：“第一阶段，他们抗拒不了，那就意味着第二价段开始后，他们的挣扎是无谓的。”
“税关，现在已经把进出建康的物资和通道管起来，如同把院子的各门安上了门扉。”
“现在，我们关门放狗，他们再怎么叫骂、踢打，也依旧被关在建康这个大院子里，闹不起来。”
萧绎又问：“那，废案，真的不可行？有许多人觉得这废案不错。”
“大王，废案乃饮鸩止渴，刚开始实行时，确实收效显著，然而时间一长，弊病就会愈发明显，届时，无论行商还是坐贾，都会深受其害。”
李笠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建立一个新制度时，就一定要从长远考虑，不能贪图一时之利，却遗祸后代。
“下官以为，这废案若实行，到最后，最吃亏的，还是寻常百姓。”
住税（营业税）的征收，自古以来都是各难题，即便是在现代也不例外。
要征税，就得先核实对方的营业额，方法是查账，问题就出在这上面：店家必然有阴阳账簿，必然做假账。
税务机构，如何能尽量掌握该店家的真实营业额？
若征税成本过高，根本就无法执行下去。
且必须保证税吏的公正无私，以及解决有靠山的商家查账难的问题。
对此，李笠采取的策略是两步走：
第一，控制城池周边税关，确保过关的货物，都在税务机构的监督之下，并对其估值、定税、征税。
第二，在控制了税关的基础上，建立由官府监管的交易市场，将城内坐贾组织到交易市场里，直接和携货过关的行商交易。
即强制过关行商与城内坐贾在交易市场交易，实现货物的分销、集散。
如此一来，官府以较低行政成本，掌握了相对准确的交易额，以此对“一级分销商”进行征税。
而不是把税吏撒出去，找下级分销商（坐贾）征税。
至于城内的坐贾在交易市场进货之后，怎么卖货物、过了几手，税务机构不管，因为已经征收过一次营业税了。
若还要征税，就是反复征收营业税，弊病较多，会影响商品的流通，李笠认为目前没必要。
毕竟后世的“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想要在这商品经济不发达、税收制度极度落后（相对而言）的时代实行，难度太大了。
而所谓的“废案”，指的是用官府指定的驵侩（即经纪人、中间商），来撮合行商和坐贾之间的买卖、交易。
买卖双方达成的交易额，会在驵侩这里留下记录，官府就根据驵侩提交的记录，对买方征税。
这种由中间商撮合买卖的制度，类似于历史上出现过的一种制度——牙行制度。
李笠听人谈起，在唐宋时出现的“牙人”、“牙行”制度，明清之际愈发完善，直到20世纪才被逐渐废除。
但中间商这一角色，一直存在着。
牙行制度，有利有弊，但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就是牙行作为中间商，可以两头吃。
行商因为不能直接把货物卖给坐贾，必须依靠牙行撮合交易，且货物必须存在牙行那里，导致自己被牙行捏得死死的，只能被对方剥削。
而坐贾无法直接找行商进货，因为货源都掌握在牙行手上，自己没有议价权，只能被牙行剥削。
牙行这个中间商，两头吃，靠着垄断贸易渠道，轻而易举赚大钱，一旦尾大不掉，就是个祸害。
官府一开始，为了方便征收住税（营业税），养驵侩为看门狗，监视进出的人（货物）。
可随着时间流逝，把持着门口的看门狗，就会变成恶狼，无论是谁从眼前过，都要狠狠咬上几口，撕下大片肉。
咬得对方鲜血淋漓，骨头都能看到。
李笠不会给这种垄断性质的中间商以任何机会，道理，和朝廷不能实行包税人制度来征税那样：这就是饮鸩止渴。
建康乃权贵云集之地，若实行“废案”（以官府认定的驵侩为中间商，掌握行商、坐贾之间的交易额），这些驵侩必定成为权贵的帮凶，愈发凶残的剥削行商和坐贾。
后果就是物价上涨，成本层层转嫁之后，百姓的生活成本增加。
有人撺掇宰辅们，以“官府驵侩”制度取代拟定实施的新税制（交易市场制度），居心叵测。
试图来个“换汤不换药”，出让些许商税（营业税），以此换得另一个方式继续吸血。
李笠简要地分析了一通，把“废案”的弊端讲得很清楚，萧绎点点头：“既然彭城公有把握，那好，寡人便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