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社会的考虑范围内，她们在社会看来，只是一张单薄的纸片，是属于情爱的调剂品。
清朝曹雪芹《红楼梦》中，借薛宝钗之口说出了当时社会的潜规则：
“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你我只该作些针黹、纺绩的事才是……”
而向来离经叛道、诗书双绝的林黛玉居然对薛宝钗的这番话深以为然，甚至在心中暗暗敬服，可见这并不是什么独特的观点，而是社会上下公认的“正理”、“公理”。】
“……读书明理，辅国治民。”太平公主有些想笑，“婉儿，你说那曹雪芹写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咱们呢？”
——咱们，这些“只该作些针黹、纺绩”的女儿家，也干着男人们该干的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活。
上官婉儿：“想到又如何？这样世道的天下，谈起咱们来，也不过是些‘牝鸡司晨’的词，你还指望他们说什么好话？”
【而明清女性主要在文化，即诗词书画方面留名，几乎完全被排除出政治生活。
清朝后宫“众女上至太后，皇后，下至常在、答应一律不得处理前朝大臣官员事物，不得私人南书房、上书房等处，不得私下议论朝政为谈资，否则视作干政。”
就连曾辅佐幼帝、“统两朝之养孝，极三世之尊亲”的孝庄太后到底也没有垂帘听政，在康熙皇帝亲政之后更是对朝政绝口不提。
终明清两朝，对女子的文化教育除一部分为后世子孙计的“相夫教子”用处，实际上是为了提高男性家庭生活的品位，如同书生对红袖添香的向往，男人对救风尘的期待；而始终不是为了女性自己的前途和发展。
但是，饱读诗书的女儿们却有着难以言说的苦闷。
在极低的女性地位面前，明清时期诸多识文断字的女性开始了迷茫。她们一方面有着不输男儿的学识，另一方面又因为社会环境而不得不遵守“女子无才便是德”、“头发长见识短”的固有偏见和批驳，主观情感和客观事实的拉扯让她们内心充满愤懑和苦痛。
陈端生在《再生缘》中，借孟丽君之口表示：“何须必要归夫婿，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
邱心如的弹词作品《笔生花》中女扮男装中状元的姜德华也说：“枉枉的，才高八斗成何用？枉枉的，位列三公被所排。”
沈善宝以绝望的语调叩问苍天：“问苍天，生我欲何为？空磨折！”
清代著名女词人吴藻更一生以不能作男子为恨，写出“生木青莲界，自翻来几重愁案，替谁交代？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这样的诗句来……
这些女性都对传统“男主女辅”、“男主外, 女主内”的社会定位表示强烈不满。
明清时期女子意识的觉醒，和现实中过低的身份地位，给当时文化女性造成了深重的对冲之痛。】
上官婉儿倒是有些庆幸自己生在大唐，长在武周。她可以尽情地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可以“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而不必在刻板苛刻的世道里“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只能盼望自己成为男子，一展宏图……
【纵观历史，在早期，上古遗风犹存，男女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人们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阶级的不同，贵族女子也能享受较为优越的生活。但是，随着发展，女性这个群体渐渐被禁锢，谈到阶级，好像只存在于男人之间，而女人则是独立于男人阶级以外的另一个领域。
——被全体男性统治的群体。
这时，贵族女子的“高贵”已经不是阶级的高贵，而是她们本身价值的高贵，也就是说，她们成为了一件珍贵的礼物。
华夏历史上的男尊女卑表现在政治上全然地男尊女卑和家庭中相对的男尊女卑。
《尚书·牧誓》中写道：“牝鸡无晨，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展示了从奴隶制社会，女性就被排除出政治生活。当时的男人们为了彻底维护自己的统治，釜底抽薪，完全斩断了女性掌权的可能。以至于数千年来在政治史上留名的女性少之又少，还无一不是历经曲折、艰难爬升。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日无盈亏，月有圆缺。阳唱而生物，阴和而成物。故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也。”
家庭中对三从四德的倡导，最终造成“夫为妻纲”的社会普遍公理。
在演变的儒家文化中，男性享有全面教育的权利，而女性却只能学习“女诫”、“女儿经”，以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
文化的垄断，彻彻底底地消除了大多数女性从知识中找到出路的可能，从此女性就是他们手中的玩偶、桌上的摆件、庙中的泥塑木雕，而不再是站在他们身边，与他们平等相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