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对这些劄子一律不加理睬，多次催促蔡卞尽快完成死刑的复奏。在赵佶多次遣内侍催促蔡卞下，蔡卞拿出了勾决的名单，赵佶看都不看就在上面批道：上列诸囚，均系罪无可赦，为害既久，犯法犹深，若不从重处断，国家永无宁日，着刑部、大理寺、开封府从速一体施刑，悬首都门，以震慑宵小。
赵佶将大理寺的劄子批转下去，要求立刻执行，不得有误。赵佶知道明天的常朝一定很热闹，为了不让那些官员们将枪口全对准自己，赵佶觉得应该找个背锅侠来，他拿着曾布的《肉刑论》看了一遍，觉得我们曾相公那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非常适合拉来顶包。
赵佶令梁师成去请曾布来，曾布来后，赵佶为曾布赐坐问道：“曾相元丰时曾上《肉刑论》，神宗当日并不反对，荆公也不反对，似乎因冯京，此意遂寝，曾相现在如何看肉刑。”
曾布说道：“臣之看法，与当日无二。”赵佶问道：“可为吾详解之？”
曾布说道：“臣主张启用肉刑的原因，第一，徒流之法过宽，不足以惩治罪大恶极者，不能有效制止人们犯罪；二是肉刑废除之后，在死刑和生刑之间缺乏过渡的中间刑罚，使得定罪量刑轻重失当，有不当死而死者，死刑过多造成了比肉刑更加严重的后果，违背了圣贤先王制刑的本意和宽严适中的刑法原则；三是认为如恢复肉刑，既可以断绝了犯罪之人重新犯同类型罪的可能，又能够增加刑罚的威慑力量，以反面示例很好地教育威慑他人，从而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恢复肉刑非但不残酷，而且是一种“仁爱”之术。”
看着赵佶有点懵逼，曾布说道：“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而其过于重者，则又有不当死而死，如强暴赃满之类者，苟采陈群之议，一以宫剕之辟当之，则虽残其支体，而实全其躯命，且绝其为乱之本，而后无以肆焉。岂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适当世之宜哉！”
曾布还向赵佶举例说明此事，以军士逃亡为例进行了说明：逃亡的军士依律是要被处以斩刑的，但是如果不是处在战时状态，并且在其逃亡后没有为非作歹的情况下，可以将斩刑减等而为刖足之刑，从而保全其性命。曾布说道：“先王之制刑罚，未尝不本于仁，然而有断肢体、刻肌肤以至于杀戮，非得已也。”
听了曾布的话，赵佶只是笑笑，要是真如曾布所说，这事情就简单了，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以来，千载之下，没有哪个皇帝敢于恢复肉刑，就是杨广、朱温这样的暴虐之主也没有说去重新设立肉刑，让赵佶去恢复肉刑，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赵佶问道：“吾闻当日反对者甚多，以何为由？”
曾布解释道，其实当时不叫反对者很多，应该叫没有几个支持者。时任御史中丞冯京就认为认为这样会破坏现有的军法，有可能制造新的混乱，并且一代明君唐太宗也弃肉刑而不用，恢复肉刑之举实不可行。
当然这种大事怎么少得了我们大苏学士这样的顶级业余政治爱好者，当即上疏明确表示反对。苏轼也对恢复肉刑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他认为肉刑有违以仁义为本的治国之道。 恢复肉刑的举措，乃“以力胜之”，而这样的措施是不能长久的，可能会导致天下大乱的后果，因此肉刑断不可复。被王安石又在小本本上记了一笔。
最终经过一番唇枪舌战，还是保守派们占了上风，吕公著等认为：肉刑制度与仁恕之道的价值观是相抵触的，不应当成为道统文人的主张。 针对曾布所认为的不用肉刑就不能制止犯罪的主张，吕公著批驳说圣人制刑就是为了消除争夺戕杀之患，现在怎么能够抛弃圣人留下的好传统呢？在吕公著看来，肉刑只能伤害人的肢体，而不能起到有效预防犯罪的作用，道学家们口口声声讲仁义道德，在实际中却要依靠残酷的肉刑来维持封建的统治，这样正证明了道学家的“天理”不能确立。
确实，恢复肉刑实在是有点过于离谱了，而且肉刑会制造出大量的残疾，反而增加大宋的负担。但是不加重刑罚的话，大宋如今的情况，必须要用重典才行了。
刑罚体系失衡是宋代出现肉刑之争的主要原因。有些犯罪适用死刑太过，笞杖刑又显得太轻，而流刑有些时候与死刑等同。一方面，轻刑倾向日益严重。从《宋刑统》来看，宋代的徒流刑可以折为笞杖，即便是次死之刑的加役流，最后也只以脊杖二十后远流三千里、配役三年，民众的轻刑心理加强。宋代大赦的频繁也是导致民众轻刑的重要方面。一般的犯罪最后都可以得到宽宥，大赦使人“罪而不避”，良善之人也有作奸犯科的可能。另一方面，宋代刑罚也有过重的一面，部分士大夫认为对于盗窃犯、军人犯罪过多地适用死刑是不妥的；而流放跟死刑也差不多，流放之地多为烟瘴之地，有时候还没到目的地人已经死了。针对这种刑罚体系失衡的现象，恢复肉刑的呼声也随之出现。
对儒家“仁爱”思想的理解不同。两宋时期有关肉刑存废的两次较大的争论中，无论是主张恢复肉刑的一方，还是反对恢复肉刑的一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