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大全看到拿出来的东西，脸上早就乐开了花：“你婶子前两了烧酒要喝完的事儿，今天算是能接上茬了，还是一斤装的，这两瓶够我们两口子一年的量了！”
普通人的每次用量，尤其是老年人，也就是几滴而已，还得用其他白酒勾兑，不然其中的极强药性可承受不起。
从这边出来，他又直奔华影总部。
这是跟韩山坪约好的时间,两部电影的上映和上映期延长，他都得出面签合同的。
没想到来到这边的会议室，居然已经有一大批人在等着他了。
他之所以意外，是由于这份合同只是他跟制片方和出品方签署的内部合同，而后才是这两家单位去跟官方和院线打交道。
等坐定之后，才有人附在他肩头告知了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一批国营电影厂或附属厂，约定好一起来找刘清山寻求剧本的。
今天能到的这么齐，还是由于他们的主管部门在京都召开了一年一度的总结大会，因而今天在座的人是名副其实的来自天南海北。
从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选择与困境,是国营电影制片厂历史和现实的缩影，这是由于国内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电影产业化的进程变动，让国营电影制片厂面临的市场化转向原因。
其实他们的窘境是跟其他行业的国企困境差不多少，没有了计划经济政策的扶持，几乎每年都有大批的兄弟厂倒闭或者被吞并。
如今每个省也就象征性的留下了一家或者两家，但即使这样也是由于港台合拍片、民营社会资本涌入电影生产的影响，大部分电影厂都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于是通过改革渡过这段生死存亡的时期，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就成了每一家都要面临的巨大难题。
尽管不断有各种措施拿出来，但仍旧抵挡不住民营资本电影的冲击和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
说穿了，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国有电影企业过去是有人给钱拍电影,现在没有人给钱了，但企业的灵魂基础核心还是拍电影。
因此，想拍电影得有钱，所以立足本体产业、发展相关产业是不可质疑的。
但在此前提下，剧本的好坏就直接影响到了项目的能否建立，而且这种剧本的需求量是海量的。
没有这方面的保证，即使求爷爷告奶奶地争取来了资金，却落得个惨淡票房，如此循环下去，日子过得日渐入不敷出也就成为了必然。
可是作为刘清山个人来讲，即使手里有大量的剧本，也绝不会站出来当这个大善人的。
因为国企的诟病可不仅仅是市场化这个症结，还有过度臃肿的管理机构，难以割舍的内部利益链，形式主义大于现实主义的所谓企业文化，都是妨碍其能真正实现市场化的多年顽疾。
所以刘清山是极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的，试想费尽了千辛万苦促成的一个项目，却在立项之后，不断地发生塞人的情况，就是要首先面对的重大问题。
你不想接收他们？没关系，随后的各种阻挠手段就会层出不穷，今天拉你电闸，明天断水，后天厂内职工抗议，再以后老职工堵门，后勤部门瘫痪等等就全来了。
你认为不可能？呵呵，法治社会可治不了这些胡搅蛮缠，国企的某些劣根性可是全国范围内的共同特性，十几二十年是根除不了的。
当然国企的优势也确实存在，一万拍出来的优秀电影无数，获得的奖项能挂满暂时室的四面墙。
可那时候拍完片子也不走市场，就是过去的电影收购，没有市场的概念。
就是广电宣传部觉得这个选题不错，给点钱，剩下的自己再找点钱拍，商业的很少，主旋律能受到政府的支持。
那个时候不少香江电影人北上，也更多和民营企业合作，与老厂接触顶多是为买指标。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指标能卖到30万到50万，但随着电影市场的放开，国营大厂优势不再。
于是资金就从此不再是他们的优势，题材有可能稍微有一点市场风险内部就很难通过。
电影特别具有风险性，如果对风险考虑太多，肯定只能投一些最保守、最稳健的，现在很少有国营电影公司独家投一次片的。
了解了今天的局面，更了解其中的风险，刘清山的脸当即就拉了下来，几次都想直接站起来走人。
他是在为韩山坪没有在电话里跟自己说明这种情况而感到了被坑害，而且他现在坐了将近十分钟了，此人居然还没有露面，明显是在躲着自己。
可问题是，刘清山的身边不断走过来一些人跟他聊天，这些老一辈的人，随便找出一位来都是业内鼎鼎大名的老一代大导演或者艺术家，他也不忍狠下心来拔腿就走。
但还是瞅准了身边没人的一瞬间，他终于有机会拿出手机来拨给韩山坪，也借此机会站起身来挪到了会议室外面。
“抱歉，抱歉，我若说我也是被人挖坑埋了你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