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在那以后，上天又降下一个又一个丰年。
而新政税法在天下农民和乐的浪潮中一步一步，如狼似虎一般，开始蚕食大齐的生机。
长舒的学堂里又来了几个新的学生，那一年，长舒与我一同在村口送别了长舒第一个参加乡试的学生。
那是我与长舒的第七年，七个年岁，长舒仍然是风华正茂的模样，回家的路上，我挽着他的手臂，见天边泛白，晨曦渐渐洒落在田野，洒落在他清俊的侧脸。
我虽从长舒那学了些从前不曾知晓的事情，可大抵还是因为我见识浅，在这方土地上生活的二十余年，我约莫还是怀着些侥幸。
我从前以为日子总是越过越好的，丰年之下，总能安安稳稳地与长舒相伴这过下去，不必长命百岁，不必多富贵。
可长舒所说，也确实没错。如今是一个王朝的穷途末路，民不再是国本，是那些高枕之上的肉食者最后分而食之的血肉。
我不太记得，约莫是我同长舒成亲的第九年，那应当是很安稳富足的日子，来村里征税的官吏换了一批，也是从那一年开始，赋税改制，田多者税重，丰年税重，多子女者税重，家中无男丁参军者税重……
那似乎是一年一年增添起来的，可对天底下的农人来说，实在不算一场渐渐负重的细密剥削，更像是夏夜突降的暴雨，像我十五岁那年的雨，瞬息决堤般冲垮了这片土地的生机。
原先几年，村子里尚且和乐富足，有几户人家新添的女儿少有被送走的，都说是儿女双全，其乐融融。可如今，我似乎再少在村子里看见咿呀学语的小女孩了。
其实，如今再想来，着世间凡事皆有预兆。
平胤三十二年，仍然同前几年一般，是个谷物丰收的年岁，可我再没从村里人脸上看到笑容了。
我提灯归家时，长舒忙上来接我手里提着的东西。
“今日外头有些凉，出去怎都没多披身衣裳。”
他替我放好了手里的东西，随即牵住我的手，我的手大抵手真的有些冰，他的手触上来那一刻只觉温热万分。
我只有些疲惫，由着长舒牵着我往屋里去。
我今日实则是去赴丧事的。这几年天下不算太平，听闻两年前远在北疆的镇远将军抗了旨，不肯回京勤王，虽说得好听些是勤王，实则是逼他回京，皇帝为了他手里的兵权，索性弃了边郡十城。可大将军兵权未放，虎符未交，带着他手里的六万将士死死守在边关，靠着发霉的粮食和单薄的冬衣，生生将外族次次逼退。仗打赢了，那老皇帝又忽地要封赏，可那镇远将军带着自己的精兵，一路南下，攻破了一个又一个关隘和城门。
这些年的苛捐杂税，商旅，农人，都叫苦不迭。
天下苦新政久矣。
官逼民反，民终于还是反了。
这些事在民间从来不是什么绝密，是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谈论的。
我们约莫就是人间一粒微小的尘土。皇帝的车马过境，将军的金戈扬起，我们的命运便被无限地倾覆。
我不知道这些传言是真是假，可这确实是千百年来屡试不爽的收割民心的方式。
我不记得这些事说如何传到我们这个偏僻的村庄，只记得，有位在长舒学堂里念了好几年的少年郎，某日从田垄间忽然站起来，大喊道：“我也要参军！”
那把火似乎烧得很旺，起义军的旗帜扬起，终究是让那把火烧到了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
倘若说新政的税法和兵役在连年的丰收里尚且能够抵挡，可那年过半百的老皇帝，被自北来气势汹汹的起义军逼退，来到南方逃难，落难的天子未落在繁华的淮南郡，曾偏生落在了贫穷祥和，最不起眼的安梁城。
可天子终究是天子，哪怕是蜗居一隅，哪怕已经腹背受敌，却还是那样贪心，
他要这小小安梁城的美人，女子们的哭泣声回荡在街巷，转而又成为长夜中不曾停歇的笙歌；他还要绫罗绸缎，要在他的“行宫”的床榻上垫上十几户人家冬衣那样厚的软料，他要吃山珍海味，那些我们视若珍宝的一粒粒粮食，被他倾倒在行宫的牛棚中……
这便是这世上最尊贵的天子，是百姓们敬仰的君王。
他要得太多，要他口口声声的子民用血肉为他堆砌他的琼楼玉宇，那座行宫的一片瓦砾，就足以砸死一整个村子。
也是这些日子，我们村子里许多人都逃走了。
约莫还是感谢这几年的风调雨顺，村里的乡亲们都攒了不少积蓄，此刻要逃出去，也算有些倚仗。可如今世道乱成这般，天下最不缺的便是流民，这天下最缺的，却也是一个不被战火波及的庇护所。
逃出去的人生死未卜，可更多的，却是永远逃不出去的人。
我今日去参加丧事，便是村口王家的。我们同王家是颇熟识的，那王家的小儿子，前年才到了年纪，进了长舒的学堂。王家原是一对夫妇，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