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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4 / 8)

尔盖头上。正因如此,列娜的心情很是阴郁。她一面竭力隐藏自己的情绪,一面尽可能地照顾谢尔盖。她还给身为护士的母亲打去电话请教,不料却得知父母二人正在前去日本东京的游轮上。

“没想到你们还挺会玩的。”列娜打趣道,“也好。你们辛苦了大半辈子也是时候享享福了。”

“这还不多亏了你。”母亲笑吟吟地说,“哎,女儿长大了,懂得心疼人了。你爸收到你寄来的船票时高兴的不得了。”

“我送的?我怎么没印象了呢?”列娜半开玩笑地打探情况。

母亲回忆说,信封上的logo来源于列娜的艺术工作室。

或许是另一个自己提前预约的吧。

列娜心想,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只要父母玩的开心就好。她现在的注意力全系在谢尔盖身上。

谢尔盖的身体还是很不错的。他入院的第一天只能吃流食。第四天的时候已经能下床走路了。

周日一早,列娜来到病房的时候见谢尔盖穿戴整齐,手里还拿着几朵从楼下现摘的花。

“我们去约会吧。”他不自然地抿了下唇,神情有点羞涩。

“可是……”列娜犯了难。

谢尔盖似乎知道她在想什么。

“管他呢?”他淡淡地说,“为什么要想以后的事情?我们活在当下就要享受在一起的每一刻。”

列娜被说服了。他们租了一辆车,启程前往基辅。

路过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纪念碑的时候谢尔盖让列娜停下车。他踱步到纪念碑前,庄重地敬了个军礼。

他指着远处对列娜说那里有个公墓,葬着很多他昔日的战友。谢尔盖还提到他曾在事故发生后作为自愿.军回到切尔诺贝利参与过救援。

“不过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约会,改日我再来看他们。”他故作轻松地说。

“给我讲讲切尔诺贝利吧。”列娜请求道。对于这场全人类的灾难,即便先前有巴沙的讲述,但完全不比亲历者口中的更贴近真实。

谢尔盖微垂着头,轻轻抚摸着纪念碑的大理石底座,渐渐陷入了回忆。

“那是事故发生后的第十一天,我们蒙着面罩戴着手套坐着装甲车进入到污染区,还能闻到反应堆的味道。那是一种特别难闻的气味。我们分成两支小队,二十人一队,每个小队配备了兽医和卫生防疫站的人。我们的任务是清除这一带村子里的牲畜。因为他们身上会携带核辐射。如果不处理掉,会造成更大面积的核污染。我们射杀了多少动物自己都已经记不清了。我们做的只是接到命令、进行工作然后完成任务。晚上我们就带着一身的血腥气去医院帮忙抬患者。每天都有人死去,病房里却听不见哭声。因为大家都躲在厕所里哭。那里隔音性很差,须得哭的很小声才行,也不能哭太长时间,因为后面还有人排队等着哭。等他们哭完了就擦干眼泪回到病房,像没事人似的。有一对母女的对话,即便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仍令我记忆犹新:‘妈妈,我的鼻子在流血。’‘没事的宝贝,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们什么时候能出院?’‘等春天结束我们就能回家了。’‘那爸爸呢?他还会回来吗?’‘会的,他会的。’而那孩子的父亲,几个小时前我刚刚将他的尸体放进焚烧炉。”

谢尔盖说到这里有些伤感。

“原谅我对女人生孩子这事抱有天然的恐惧。在那里,孕妇的脸上看不到喜悦,因为新生和死亡会同时降临在婴儿身上。通常在这些小可怜出生几个小时后就要将他们埋葬。”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下去,“我们工作了一个星期左右,米莎告诉我他的喉咙痒痒的,我有时也会感到双腿发麻。还有几个同事,他们的眼睛开始不舒服,有强烈的刺痛感。医生给我们做了检查,然后我们被告知不能再继续工作下去了。我们回到莫斯科。在经历了那么多后竟然妄想过着和以往一样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报刊收音机是这样广播的:在的英明领导下,我们赢得了空前的胜利。当地人将很快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生产中去。可我们都知道那不是真的。我给普里皮亚季的医院打去电话询问一个消防员朋友的身体情况,第二天上级就把我叫去谈话。为了避免引发民众恐慌,禁止谈论切尔诺贝利。否则就开除籍。我还写了一份保证书。我们已经习惯于相信。是在这种信仰中成长起来的。就这样沉默了许多年。苏联解体后,一次值夜班的时候我和米莎不知是谁提到了切尔诺贝利。那一瞬间我们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仿佛我们在说一种很新奇的语言。我们开始笨拙地谈论核电站、事故,然而由于我们沉默的太久,以至于已经失去了表达能力。我们的言语苍白而匮乏,像切尔诺贝利如今土地一样贫瘠。那些事情我还记着,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细节早已模糊了。”

“很多年后我拜访了那位消防员朋友的遗孀。她家的柜子上堆满了奖章奖状,神情却愁苦哀伤。至今仍有记者和电视台时不时到访,让她坐在那堆荣誉中一遍遍重复讲述她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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