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的战役了，这也是后金相对明朝的一大优势。
这三人就是他目前仅有的军官人选，戚继光在义乌招兵时，哨长和队长都是在新募兵员里临时选的，但哨官却是事先就有人选。
不过官这个编制林海听着有点别扭，哨官和哨长也容易混淆，林海和吴国毅商量之后，决定对《纪效新书》中的编制名称略作修改。
林海问道：“这书从何处得来？张焘和孙学诗又是何人？”
林海哪知道这书上的内容靠不靠谱，要求证的话只能是去找米格尔和金荅了。不过何汝宾抄书的谨慎态度倒是让他颇为敬佩，至少不像茅元仪那样，威远炮能打二十里之类的鬼话张口就来。
当然，后世清军的一些记载更是牛皮吹上天了，什么元朝的炮能打三十里，还有清军自己的海岸炮能打七十里，你咋不上天呢？
“如此就拜托贤侄了。”何汝宾说着又道，“若是能搞到实物，让老夫亲自打放验看，那就更好了。”
众人乘船到了宁海县的伍山石窟附近，这个采石场位于东海之滨，不仅石料多，而且附近就有海港便于运输，因此自隋朝时就有人在此采石，至今千年不绝。
由于兵额和军官人数所限，暂时只编制一司二局，每局四哨、每哨四队都按照《纪效新书》满编，各级部队的番号都按照一、二、三、四顺排，而非明代惯用的前、后、中、左、右。
林海点头道：“晚辈略知一二。”
同样是抄书，茅元仪抄出来一本240卷共计两百多万字的《武备志》，而何汝宾的《兵录》却只有二十万字，这就是没上过战场的书生和有实战经验的武将之间的区别。
翻开来粗粗一看，只见里面画有战铳、攻铳、守铳的插图，看起来有些眼熟，似乎是在哪儿见过。
至于何汝宾所说的军法从事，领导把自家亲戚塞到你部门里面，让你该打打该骂骂该杀头杀头，你敢吗？
林海还真敢，自古名将都是军法如山，孙武子斩了吴王的宠妃，周亚夫不让汉文帝在军营驰马，他要是连何汝宾的族侄都不敢处置，这兵也不用带了。
到了晚明，禁止私人采矿早已成为一纸空文，矿山很多都是由当地权贵在经营，伍山石窟同样如此，矿工的来源都是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的失地农民或是从外地流入的流民。
“这……仲升公的族侄到林某军中，岂非是误了他的前程？”林海下意识地就推托道。
他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因为明军的部队编制缺乏整体性，每个将领手上所统兵力都极为有限，一到会战就是文官统领若干军头的模式，这样的军队组织模式是打不了国战的。
而他要抄的对象，正是这本在后世寂寂无名的《西洋火攻图说》，林海在后世看到的《兵录》应该是何汝宾增补之后的版本。
他说着不待林海答复，直接唤过在一旁伺候的丫鬟道：“去，把瑛儿叫过来。”
“这是老夫无意间得到的手抄本，著书的这两位老夫也从未听说。”何汝宾说着又道，“此等大铳，老夫闻所未闻，西洋果真有如此神器？”
不一会儿，一名昂藏七尺的英武少年走了进来，看年纪大约十七八岁，穿一身紫罩甲，长得相貌堂堂，就是脸上手上的皮肤都较为黝黑。
戚继光在南方抗倭时是以步兵为主，营将以下的部队编制是按照总、官、哨、队来编排的，各级军官分别称把总、哨官、哨长、队长。
早在宋代时，这里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商业开采，明代因嘉靖大倭寇而一度废止，到了晚明时期又开始兴盛起来。
但现在何汝宾主动往他这里塞人，而且塞的还是自家的族侄，这就让林海有点摸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
何汝宾于是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手抄册子递给林海道：“贤侄看看这书如何？”
林海接过那册子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西洋火攻图说》，作者是张焘和孙学诗。这本兵书他在明代和后世都未见过，两个作者也未曾听说。
不过林海的态度很坚决，一定要用数字取代方位来作为部队番号，并表示宁可在旗鼓训练时多些时间，最后吴国毅也就没再坚持了。
只听何汝宾道：“贤侄莫要多心，老夫只是想助伱一臂之力罢了。老夫这位族侄，少年时就父母双亡，一直跟在老夫身边，自幼酷爱习武，也曾读过兵书战策，贤侄定然是能用得上的。”
其实明军在小规模战斗中击败后金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只要是会战几乎全输，组织度上的差距是很重要的原因。
而到了蓟镇之后，一是因为统辖的兵力多了，二是戚家军由步兵为主变成了车、骑、步皆备。因此戚继光又把各营马步兵编制改为部、司、局、旗、队五级，营将以下的各级军官分别称千总、把总、百总、旗总、队总。
“仲升公所托，晚辈定当尽力。”林海对何汝宾的感观相当不错，因此点头答应下来，搞几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