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那年，我买下了人生的第一处房产，是位于根岸线西侧的一间公寓。两室一厅，并不算大，但容纳两个人刚刚好。
起初我并没有什么买房的概念。从前漂泊不定，桥洞和大街都是习以为常的栖身之地，总归我和治在一起，倒也不觉得孤苦无依。后来加入□□，我不是在诊所就是在总部大楼，成为了日本无数社畜中的一个，买房更成了天方夜谭。
如果不是治，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想到去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或者说，一个家。
它应该很明亮，阳台上摆着几盆很好养活的花草，大概是多肉，我不知道。还有几件衣服，挂在晾衣架上，黑的，白的，滴着很好闻的皂香，在地上拖出一点摇晃的影子。每天清晨，新鲜的空气就会从窗户灌进来，就像要吹鼓一个气球，而我无所谓赖不赖床，他也一样。书房要朝西，这样夕阳就会照进来，盖在治的身上，他总喜欢在日落的时候思考问题。至于其它时候，他可以待在客厅，沙发上，毛毯里，哪里都可以，做什么都行，只要他喜欢。远处传来模糊的钟声，于是夜幕低垂。
他可以拥有这样的生活，而无所谓有没有我。
理想很美好，但想在横滨这样寸土寸金的城市买房还是不容易的，即便你是一名黑手党。
所以，在拥有那间理想小屋之前，我还是和治挤在那个废物处理厂的集装箱里。即便我有心把那个铁格子弄得温馨一点，却总败北于自己的手残，别笑，瞄准目标可比折一朵纸花容易多了。
当我再一次为那不受控制的折纸抓狂时，治一边嘲笑着我可怜的动手能力，一边抢过我手中皱成一团的废物。灵巧纤细的手指像是仙女教母的魔法棒，将那些乱七八糟的折痕都变成了花瓣的褶皱。一朵朵精巧的纸玫瑰在他的指尖绽放，然后被扔回我的怀里。
回忆到这儿我不禁想到，或许这世上的一切难题对治来说都像折纸一样简单。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大多数人需要经过无数纷杂的步骤后才能得到的结果，于是努力对他而言如同空物。人类需要依靠与他人的联系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来获得生存的意义，他在洞悉一切的同时，也失去了对一切的期盼与追求。
一个人如果对世界毫无指望，那么生命对他来讲不过就是一场被拉长的窒息。
除了死亡。
未知的、苍白的、平等的、绝对无法转圜的死亡。
言归正传，这些纸玫瑰全部被我装进了花瓶，摆放在我的床头，直到我返乡前夕，它们仍旧陪伴在我身边。毕竟这是我此后的人生中，少有的可以被拿来怀念的回忆，尽管它早已褪色，也从不曾芬芳。
这年春天，发生了一场包括□□在内的数个□□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斗争。这场斗争几乎席卷了整个关东地区，造成了难以计数的伤亡，最终奠定了□□在横滨众多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我翻阅过后来的档案，是这样记载的：
“这是横滨黑手党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88天，所有组织都被卷入这场声势浩大的血雨腥风之中——龙头抗争。”
虽然这是一个对于□□来说极具历史意义的转折点，但对于当时幸存下来的我来说，这场动乱仅仅意味着两件事：一、治被提拔成了准干部；二、治认识了两个朋友，织田作之助和坂口安吾。在治跟我提起他们之前，我从未听说过组织里有这两号人。他们三人经常在一家名为“Lupin”的酒吧举杯畅饮，虽然我从未参与，但也能在听着治说到“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两个家伙啊”的时候，感受到三人独特深厚的情谊。
当然，我在私下里偷偷观察过那两个人。
织田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有一头褚红色的短发。他收养了几个龙头抗争中的遗孤，在□□工作赚到的那点微薄的工资，都被拿去供养那些小孩。我没有同他接触过，但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很安稳的气息，那是一种对当下、未来乃至自己的余生没有丝毫迷茫的人才会拥有的，安稳得如同深海的平静。至于坂口安吾，我在报账的时候见过他几次。他是一个细致谨慎的人，或许也富有同情心。听治说，他为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员写了各自的人生记录。时代的灰尘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大山。战争之下，所谓的伤亡也成了一串扁平的数字，而他的记录让每一个名字活成一个人。
如果能有机会，我想，我也会和治一样喜欢他们。
公司更进一步，我们这些打工人的待遇自然跟着水涨船高。在我的兢兢业业之下，总算凑齐了房子的首付。然后我拜托组织里的同事帮忙办了贷款，一口气签完了房契。黑手党的生活并没有各类文娱作品中展现的那么肆意潇洒，仿佛能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真实的□□只有必须随叫随到的电话和报销不完的账单。哦，现在还多了房贷。
话是这么说，但交房的那一天我依旧高兴得拉着治去酒吧喝了个痛快。很显然，我的酒量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好，指着酒单乱七八糟点了一堆，不分清红啤白灌下去，没一会儿意识就模糊了。即使我极力回想，也只能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