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上，洗手槽上躺着个只剩两根烟的包装盒，皱的像团排泄物。
我吐掉嘴里的泡沫，在想泰勒为什么要把外面的垃圾带回来。
这幢房子已经够腐烂了。
对面是一整条街的仓库，旁边是一家倒闭的金工车间，空气里有臭屁味儿，因为这条街上还有一家造纸厂，锯末垛的味很大，白天会有数不清的卡车。如果市政大楼里的人对这座城市有点别的想法，这幢房子也许就会被推倒。
门没有锁，到处都能踩到生锈的钉子，碰上下雨我们就得把保险丝拔掉，地下室一直有很深的积水，大多时候我们不开灯，水龙头出来的水有时是红的。
两周前，我还拥有一间一千七百英尺的公寓，我爱它里头的一切，我花了几乎整整一生的时间买齐了他们，现在它变成了大楼上一个焦黑的水泥窟窿。
幸运的是，我还拥有工作。
我飞去全国各地评估公司是否启动产品召回程序，不论我去哪儿，都有一辆被烧毁的汽车残骸等着我，而我只要在心里做个AXBXC的数学题，就能奔向下一团残骸。
终于，我回家时等着我的也是一片残骸了。
这幢房子有七个卧室，却只有一个卫生间，现在这个卫生间镜子前的洗手槽上躺着个不属于我和泰勒的烟盒。
我讨厌抽烟，而泰勒不抽这种烟。
大多数情况下，那被认为是一款专门卖给女人的烟。
女士香烟的生产开始于二十世纪初，她们抽烟的历史可能更早。最早的时候，在脑子里搞哲学的家伙们把她们写成堕落、放荡的女支女，现在，烟草公司向她们贩卖“自由的火炬”。
拥有它，你就是优雅、独立、自由的女人，之后一个月内你不管出什么事都会心满意足，至少对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件事上胜券在握。
我想到了玛拉，那个冒牌货。
几个月前，她夹着烟走进老二癌互助组，毁了我的生活。她是个骗子，虽然我也是。因为她的存在，我再也不能安心的埋在鲍勃过度发育的胸口哭了，她把原本属于我的互助组从我身边偷走，我再次失眠，直到遇见泰勒。
玛拉也不抽这种烟。
我展开皱巴巴的烟盒，两根烟又细又长，被水沾湿，软的像两条蚯蚓。盒子内壁有一串红笔写的号码，现在被水沾湿的已经认不出全部了。
没有写名字，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电话号码。
我对着镜子，试图舔尽嘴上的血。泰勒这时候光着膀子进来撒尿，洗完手就把那个烟盒揉成一团扔进抽水马桶里冲走了。
“今天有什么安排？”他问我，嘴上已经叼了一根烟。
“我得去上班。”我回答，看见他耸了耸一边的眉毛。
泰勒昨晚在市中心的酒店做侍应，在晚宴上端酒上菜。虽然那些名流穿的光鲜亮丽，但当中的女支女一点也不少，其中的一个也许最近手头很紧，所以并不介意抽这种廉价的女士香烟。
整个上午，我都在电脑上整理产品素材，微软的几个顾问过几天要来看。我老板过来看了我两次，他不认为我能黑着眼圈肿着半边脸演示。
除了搏击俱乐部的日子，我不记得其他日期，但他系着灰领带，那么今天一定是周二，午饭后他一定会去理发。
我告诉他我是摔的。
搏击俱乐部的首要规则是你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
第一次的搏击俱乐部只有我和泰勒，我们俩打了一架。人开始逐渐多了起来，我们从停车场换到一家酒吧的地下室碰头。上周，我选了个新来的家伙，他把我的脸朝水泥地上猛撞，直到我叫停，这个伤口需要过上很久才能好。
我必须不断的把嘴里新渗出来的血吞下去，但这不让我觉得恶心。
我就这样碰到了米歇尔·陈。
1852年，世界上第一部安全升降梯被发明出来，那时候它还是开放的，到今天，它终于发展演变成一副封闭的棺材，里头人的表情比死人还臭。
在这个狭小的电梯里，大约有五个男人，都穿着衬衣打着领带，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戴着眼镜穿着短裙，另一个穿着快餐店的工作服。
快餐店的女人一进来就引发了骚乱，因为电梯里的人要给她腾更多的空间，纷纷挤在了一起。她怀里抱着的甜品和她帽子上的快餐品牌不是同一家。
她几乎把电梯占满了，剩下的人都彼此贴近的挤在角落，我透过几个男人的脑袋往外看她，这个女人一手抱着几盒甜品，越过角落的人群来按楼层，身上一股呛人的油烟味，混着廉价乳霜的香精。
通常，这种人不被允许进电梯，外卖会被放在大厦一楼的接待处，小费已经包含在了价格里，即使他们上去公司，也没人会给小费，但也有例外。
我不会说她是我印象里东亚女人的长相，她的眼睛很大，眉毛又浓又锋利，胳膊很结实，没有很高的颧骨，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