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勒紧了地方上的财权。
严禁地方私自铸钱,剥夺节度使们的“铸币权”。
收回了节度使任命知县的权力，同时设立通判一职来监督和约束知州。
任何涉及死刑的案件必须由刑部复审之后才能实施。
同时在各个县衙设置了县尉这一职务，专门负责处理打架斗殴、盗窃之类的治安案件，而那些在当地驻军的将领们则无权插手。
一顿组合拳下来，军权、财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尽皆收归中央，地方割据势力这一大威胁算是被清理干净了。
但是中央军里面要是有野心家怎么办？
实行更戍制度，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大家互相不熟就不怕啦。
有人说这种做法影响军队战斗力，其实还真未必。
只要训练到位，将领不蠢，也不被皇帝遥控指挥，就算临时磨合，也足以败敌。
社会风气和制度建设影响下，武夫们桀骜不驯的脾性也慢慢转变。
不就是欠饷嘛，其实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对吧？
你看，车宗陛下打了北汉没给钱，俺们不也没闹事，顶多就是消极怠工而已。
陛下命令两千里外的军阵一三五排枪头抬高三寸，二四六排弓弩提前上弦，我们二话不说马上执行。
至于打败仗，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不耽误俺们领钱就行。
反正打了胜仗也没什么鸟用，就算是升到节度使又怎么地，在相公们面前还不是平白矮了几截？
至于后面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差，什么临敌发矢先要钱，那可怪不得我们。
这么大点地，养了百多万大军，以我大宋那点可怜的财政收入，小兵们可不就得人均洪七公了。
大家平日里都饿着肚子，到了打仗的时候还不许俺们趁这好机会赚点外快了？
什么，你说皇宋富甲天下，GDP占世界八成？这TM是哪个历史发明家吹出来的牛B。
所谓北宋岁入一亿多两白银，纯粹是大言哗众罢了。
大宋国除了开国皇帝赵大那会财政还算健康，能攒出来几千万的封桩钱，后面从史上第一太宗起就开始处于财政紧张状态。
到了史家文臣交口称赞的仁宗，大宋朝的国库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如宋仁宗、明孝宗这种“好人”总是能讨得官员们的欢心，赢得生前身后名，只是苦了面对巨额赤字，只能捏着鼻子为他们擦屁股的接盘侠们。
得亏宋神宗一意孤行，主持变法，这才充实了国库，把堂爷爷留下的大窟窿给糊上，又裁汰老弱，把百多万大军裁到八十万，可怜的丘八们才终于过上几天像样点的日子。
当然，也仅仅是比之前强些。毕竟以熙宁年间整个大宋朝最巅峰的岁入，左右曹田赋、茶税、酒税、盐税、征榷、免役钱等等之类乱七八糟的各种税加一块也不过七千多万贯，换成硬通货粮食也只有七八千万宋石，折合明清石米也就是五六千万。
这个岁入水平，着实不低，但要说压过明清却也言过其实。
大明永乐年间的巅峰期，光是收的粮食就有五千多万石，乾隆年间财政收入稳定在四千多万两外加大几百万石大米的水平上，较之“富宋”丝毫不逊色甚至犹有过之。
哪怕大明垂垂老矣的时候，万历一条鞭下来也有两千多万两四千多万石的岁入，比之丰亨豫大的徽宗要强了不少，哪里是某些人口中仅仅只有“富宋”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的水平。
可惜神宗虽然志向远大，条件却差了些。
乾隆有个好爹，给十全老人留了一大笔钱，赵顼的老爹是个短命的，再前面的那位空有个好名声，却留了一地烂账。
神宗上位的时候，大概会发出和崇祯皇帝一样的感慨--穷啊。
官员们且不说，他们自有门路，将士们可都是嗷嗷待哺，眼巴巴地盼着欠饷啥时候能补回来。
神宗皇帝十几年兢兢业业，在还清了历年积欠后，终于攒出来足够的钱财发动数十万人五路伐夏，却最终功亏一篑。
惨了点，但再怎么样也比仁宗时候强。
毕竟这次宋军是真敢野战，在人家的地盘撒欢，最后失败也是后勤保障跟不上。
百多万大军在手的仁宗皇帝却在正面硬刚中一次次被西夏蹂躏，最后缩起头来做神龟。
若是大宋舔舐伤口，积蓄十年，未必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可惜老赵家的基因不给力，赵顼连乾隆一半的年纪都没活到，就早早领了盒饭。
神宗驾崩后，新法被废，岁入减少，军队人数却又一次开始增加，大宋国重新走上了质量不够数量凑的老路。
至于战力，在家门口打个政局混乱的穷鬼西夏都废了老鼻子劲，野战动不动就败北，全指望着一路修堡推过去。
这等战力，能指望高到哪去。这还是西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