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拉印象中，这场派对可以称得上是未来几年内最接近娱乐的活动之一。
这个时候，留声机里播放的音乐还可以是爵士和摇滚乐，男男女女在音乐声中自由的起舞，德国青年弹奏着肖邦的钢琴曲，而这位伟大作曲家的心脏也不必从巴黎公墓流浪至柏林，辗转数年才回到故乡波兰的圣十字教堂。
他们欢庆两个年轻人正式步入未来长达数年的军事生涯中，是荣耀的坦途，还是不归的血腥之路，他们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
那也是个稀松平常的周末，除了那天的解酒早餐十分令人印象深刻。
德国人深信酒后吃一点腌制类的食物非常有助于酒精代谢，所以那天早上他们吃的是用盐渍过的鯡魚，配上腌黄瓜。
威尔曼一边嘟囔着从楼上下来，一边冲后面的海因茨抱怨， “你他妈怎么把我的衣服脱光了？”
“你吐得到处都是，”海因茨揉着乱糟糟的金发，艰难睁开眼， “你闻起来就像是沙滩上死了一个星期的鱼，我能怎么办。”
威尔曼瞪大眼睛： “那么你怎么会和我睡在一起？脱光光，抱紧紧……天呐，你那粗重的呼吸喷在我敏感的胸肌上，搞得我一晚上都以为有跳蚤在咬我的胸部！”
“行了，别叫得像在公共场合被偷摸了一样，”海因茨皱着眉， “我可是什么都没做。”
“……”
很快又是一年，转眼劳拉已经在柏林医院工作快五年了。
从见习到快速成长为独当一面，不可否认年轻的劳拉本身十分聪明——这女孩以优异的成绩从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毕业。但在临床实操这一块，劳拉的存在，仿佛给她带上了“外挂”，这还是个作弊系统，因为接受了相对先进现代医学教育、并且已经从医多年的老油条劳拉替她加速了这个过程。
而在1937年的德国，相对不完善的医学培养体系、有限的医疗技术和一些落后甚至错误的治疗理念，很多时候劳拉需要接受的只是认知和观念上的差距，但好在学起来相对容易、考核也比现代要轻松许多。
但历史是往前不断发展的，身处在历史中的劳拉感到明显的变迁。
比如，在未来现代医学中常用的一类抗菌消炎药——磺胺药，在1908年被发明，却作为红色染料“百浪多息”默默无闻了二十多年，直到1935年，德国生物化学家杜马克发表了一篇论文，报告了他用“百浪多息”拯救了因感染而患上败血症的女儿的经历，磺胺才引起了医学界的关注。
那阵子柏林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都在兴奋地讨论这类新红色染料的新用途，施耐德医生感叹道： “百浪多息，我们数年前就知道了它的名字，可惜我们没有发现它的医疗价值，我相信，如果早一点知道，我想，有许多人都不必在1914年那场战争中死去吧……”
而直到1940年代，法国科学家终于打破了古板的德国人对染料的迷信，认为是“百浪多息”在人体内分解成不能染色的对氨基苯磺酰胺，而这才是真正有杀菌治疗作用的部分，至此，法国人第一次实现了人工合成磺胺类药物——磺胺药SN。
虽然大多数德国人都选择性地忽略了“是德国人发明了磺胺”，最终却是“法国人发现它的生物用途、并率先把它制造出来，因此后来法国人研发、售卖磺胺药并不受专利法限制”这件事，这属于是出口转内销了。
但是，要知道，直到二战时期，随着带有通气和搅拌装置的大型发酵罐发明，以“疗效广、毒副小”著称的青霉素一类抗生素才被大规模生产，并广泛运用于军事和医疗中，而在此之前，磺胺一直是临床中使用的重要消炎杀菌“武器”。
早晨，医院的清洁工已经收拾完毕，送报员在桌面摆上了最新一期晨报。
她的新助手是位从柏林洪堡大学（柏林大学）夏洛特医学院毕业并取得医学学位的年轻人，与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仅有神经科在欧洲位列第一不同，未来的柏林夏里特医学院大学综合诊所是在欧洲综合排名第一的医院，同时也是现代欧洲最大的医疗机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除了医学遥遥领先以外，这座世界知名的学府，在二战之前，还是世界学术的中心。
可劳拉没法用看见习医生的眼光打量罗伯特，虽然由于新规定，他在不久前顺利通过了医学考试，事实上他已经具备了行医资格，但这个看起来比“劳拉”还小好几岁的年轻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才是她的前辈，劳拉可没忘记柏林大学那一长串获得诺贝尔奖的校友名单。
现在，这位和德国著名医学家、世界病原细菌学奠基人及开拓者罗伯特·科赫同名的年轻人，这个极有可能推动了20世纪医学发展的年轻人，既聪慧又好学，正以极为谦虚的姿态向她请教一个问题。
劳拉清了清嗓子，耐心解答他的问题，末了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推荐他去跟着明显更德高望重的施耐德医生之流学习。
她是随时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