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里，有一家人新媳妇儿生了个极丑的丫头，皮肤皱如老叟，胎垢斑驳，发黄而焦，眼肿如缝，鼻短而宽，虽然头型周正，可额头却极宽挺，不像女婴倒像个猴子，就连她的躯干也黑瘦好似烧火的木棒，满身满眼也只有一张嘴巴中规中矩，上唇中间有个小小的唇珠小而精致。
出生没多久，这女婴脸上还长出了零零散散的雀斑，这让好强的产妇伤心不已。第一次生孩子的人往往会被新生婴儿拙劣的长相吓到，更不用说明明她和他帅气的丈夫都长得很好看，她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也是听说生孩子这种事是有“遗传”因素的，思来想去她还是打算把这孩子长得丑的原因归结在她的爷爷奶奶身上。
“隔代遗传。”
她这么跟新上任一年的丈夫抱怨：“你看她的鼻子，又宽又扁，虽然护士长说以后会长开的，可是我这么一看她这鼻子眼睛都跟你妈一模一样。”
“胡说，难道我妈不是你妈？”
“你就扯吧，说起这个，我们都结婚一年了你怎么还跟我妈叫婶子？人家还以为那不是我亲妈是继母，你怎么回事？”
男人没回话，打着哈哈说起生孩子花了不少钱的事情，一听钱，女人也不再继续说话。
乡下媳妇二十岁一胎没能生儿子，这已经很让她一贯的好强大受挫折，若随了她和丈夫也就算了，长大成了个美人儿，找个好婆家能帮衬帮衬娘家也是好的，可看着怀里这个干瘦黢黑的丑丫头，女人叹了口气，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女大十八变”上。
彼时开始有极具远见的官员已经意识到一件事：现有的人民素质教育很难在几年内完全提升，并且由于前期的饥荒年代和人口爆发导致的某种隐形焦虑导致所有新生的孩子们被视作“财产”或者“劳动力”，而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个体而养活，因此在普及基本法律意识之前控制人口是日后快速普及基本教育达到最大速度提升国力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计划性生育”应运而生。
然而即使抛弃当时很多未上报的“黑户”，面对着已经超过十一亿的国民人数，想要对这些大部分并未完整接受过教育的人宣传普及“优生优育”这一观念，也会寸步难行。
农村的孩子，并不都是有名字的，区别于现代人就算养个宠物也会想办法起个好名的行为，在当时大多数的农村家生女孩来说，他们的地位跟现代的宠物们并没有什么不同，而这些不同并不体现在吃穿上，而是体现在长久的规划上。
当代人有了孩子，往往不论男女，都会想日后孩子有个好的职业，好的一生，希望子女幸福，希望余生皆安，而彼时生活在农村的大多数生女儿的家庭却不会这样想，他们大多不会给孩子缺吃少穿，但是或许连正面的交谈都懒得进行，这种心安理得的“默然”达到什么程度呢？好比当代人养了一只柯尔鸭，作为一只价格不菲的萌宠，主人们会定时、定量地给鸭子们喂食，洗澡，处理粪便，或许带出去遛遛，向邻居们展示一下被打理得很干净的羽毛，也会封闭好自家的门窗，避免野猫捕食自己的爱宠，但是他们不会关心鸭子今天有没有多懂得一些道理，有没有在眼界上有所开阔，也不会担心鸭子的明天是否有对于自身的提升计划，而当鸭子生蛋的时候，鸭子的唯一产出就会被主人们当做自有财产，而不会拿去问问鸭子是不是想要孵化自己的孩子，毕竟宠物虽然偶有能听懂人话的，但是他们懂什么呢？吃主人的，喝主人的，主人自然而然地认为对这只鸭子的人生具备完整的掌控权。
这就是当时很大一部分农村女孩的真实生存状况，当然时至今日，也有很多“老鸭子”们孵了蛋就不管了。
李蕊蕊自述，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
一岁之前，大家都管她叫丫丫，或者“丫头”。
一个村子里不知道有多少个丫丫，而当时因为电子档案系统并不完善，所以她的纸质出生证明上写的竟然是邻居家大两岁小女孩的名字，只因为她不靠谱的爹抓耳挠腮，不知道给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好，竟毫不客气地借用了别人家女娃的名字先，幸运的是当这个连名字都是借来的女娃长到快一岁的时候，赶上了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
当妇女主任将老李家人堵了个正着时却发现新生的孩子不仅没有户口，就连名字都没有，下乡后嫁到了本地的妇女主任很不理解当地农民的做法。
“是个人就要上户口！这是法律规定的！你们这是违法！违法是要坐牢的！”街道主任永不太地道的方言生气地斥责小姑娘的父母，开始并不当做一回事儿的全家人听到是关于法律，立刻都笑脸赔罪。
“我们这不是不懂法律吗。”一家人都有些畏惧，讪讪的解释。
工作人员并不吃这一套，呵令李家人立刻给孩子上户口，他们小队是县里人口清查的先锋队，这件事已经实行了三四年了，可是当地农民们刚刚脱离赤贫，且刚长出来的70年代的小伙子们也没有完全普及基础教育，主任听说这家人两个儿子都是上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