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世昌与傅跃辉、蔡文英等人快马加鞭一路逃回渑池，匆匆草就一份文书派驿马飞驰洛阳府，先行向戚晓光示警，随即自己也收拾行装准备赶回府城。
三人作别，丁世昌百感交集。陕州这样的重镇都被贼人一鼓而下，武备废弛已久的渑池新安两县无异于螳臂当车。于情，傅跃辉、蔡文英与自己，乃至洛阳知府戚晓光私交甚笃，真心不忍就此抛下他们等死；但是，二人作为地方上的父母官，守土有责，朝廷律法森严，除非有来自上级政府的直接命令，擅自弃土是族诛大罪、另一方面，府城洛阳更需要他们尽量迟滞贼人的兵锋，以争取更多的备战时间——这个道理，三人都明白。
陕州到渑池的官道大部分是山路，蜿蜒将近00里，贼人来得再快，也还有四五天的安全期。三人都知道，经此一别，几乎可以说从此天人永隔人鬼殊途。
长亭，西风，古道，蓬草蓝天。
傅跃辉置了酒，与二位朋友饯别。
岂曰有期，与子之别。
岂曰无情，与子一醉。
林木葱葱，与子之情。
执子之手，与子道永诀。
丁世昌带走了傅跃辉的家眷。稍后，路过新安时他也会把蔡文英的家小一并带去府城。
理论上，知县的第一个三年任期是不可以携带妻子的（最多可连三任）。不过，今下早已不是太祖朝，很多太祖爷定下的完全不近人情的律法，仅仅形式般保留在《大明律》上，谁也不会当真，即便是政敌也鲜有拿来用作攻击对方的籍口。比如，大明官场上“好男风”的乱象，便与此有直接关系。再比如那条“民四十而无嗣方得纳妾”，神宗皇帝甚至直接修改了司法解释：这里的“民”，本来是包括官员与生员的——普通百姓能找个婆娘繁衍子嗣就念阿弥陀佛了，哪有几个有财力能纳妾的？太祖爷定下这条规矩，本来为了让更多的普通人能娶上媳妇给帝国增加劳动力——而到了大明的中后期，犯此禁者比比皆是，于是，万历皇帝索性把官员和生员从“民”中剔除出去——从此，这条律法只适用于那些真真正正实实在在没钱纳妾的家伙们了。
目送着丁世昌与蔡文英相携而去，傅跃辉挺直了腰杆，毅然返身回到渑池县衙。
渑池县衙在同等级别的县衙里算比较大的，由南至北分别是照壁、头门、仪门、衙院、大堂、二堂、三堂。
照壁是孤零零立在门前的一堵墙，按照那时的说法，可以挡住外面的妖孽和不干净的东西冲撞进衙门里。
头门前有架喊冤鼓，那些有冤抑无处申诉或案情紧急无由上达者，可以随时击鼓鸣冤，而知县听到鼓声则必须立即升堂处理。不过，无论如何，击鼓人都要先挨上一顿板子才能开始陈述案情——这是为了阻止无知愚民为了点鸡零狗碎的事动不动就来乱敲一通。
喊冤鼓的另一侧立着两块石碑，一块刻着：诬告加三等、另一块刻着：越诉杖五十。
简明扼要。
这也是一种警告。如果是无中生有的诬告，被查实以后，刑罚要加三级；越级上告，哪怕案情属实也要挨五十大板。这同样也是通过提高自身付出的成本，进行案情重要性筛选的有效手段——那些宁可拼着屁股开花也要上告的，往往是真有冤抑。当然，如果已经报到县太爷那里而后者擅不受理的，会根据案情的严重性给予知县相对应的追究惩处——哪怕是最轻微的延误推诿，知县也要被罚俸一年！相对而言，这种监督制衡毕竟是双向的，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算是比较合理、科学。
过了头门是“仪门”。仪门其实是一排三扇门。最中间的叫“中门”，只供知县和知县的上级通行，其他人不能走，走了打屁屁——寻常人等要走东门。东门又叫生门或人门，供一般人员通行。还有一扇西门，那叫死门或鬼门，囚犯vip专享通道。
仪门后面就是衙院，两侧各三间厢房，是县衙的“六房”——对应朝廷里的六部，同样是吏户礼兵刑工的名字，只不过叫“房”。文东武西，东面三间是吏房户房礼房，由县丞分管。县丞是正八品，职责是辅佐知县，分管一县粮马、税征、户籍、巡捕诸务。西面三间是兵房刑房工房，由典史分管。典史从官职上说未入流，连九品都算不上，主要工作是负责缉捕狱囚。
再往后面便是县衙正堂，也叫大堂。重要的典礼、裁决大案要案、迎接圣旨等重大活动才有资格在这里进行。我们在影视剧里看的，某甲诉某乙的狗咬死了自家鸡，知县大老爷在大堂威风凛凛的一拍惊堂木：嘟，大胆……这是胡扯。
这些事在二堂处理。
一般民事案件、接待上级或者外地来访官员、与县丞主簿教谕等同僚商议政事……都在二堂。二堂正堂两侧的东西厢房是知县太爷的书房或茶室，私人朋友，又没有熟悉到能穿堂入室妻子不避的，在书房茶室聊。
三堂算私人空间了。日常办公处理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