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很快来了，他在隆美尔的装甲师，驻扎在巴黎以西。他说大部分时间还在针对英国做备战，又说在巴黎的生活不错，“有时候吃的比德国还好。”
这个年代，每天都要用一两个小时读信、回信、寄信，然后等待。没有手机、电子邮件这样快捷的方式，人只好慢下来。
一开始不习惯，可是久了，就会发现并没有损失什么，因为你会用更多时间体会对方说的话，也用更多时间思考自己的生活，细细描绘。
最初，我的回信没写得很细致，只是提到些学习、生活和大的感想，怕触到他这个时代的价值红线。毋庸置疑，我们的观念差异不小。但他十分敏锐，总能认出我语焉不详之处，并在回信中鼓励我不必顾虑太多，写出真实想法。他回信里也只表示对我观点的好奇和兴趣，没有丝毫评判。渐渐地，我在信里向他敞开了心扉。
从我的信里，他知道了柏林的每一场雨，每一次空袭；我读的每一本书，遇到的每一个人。我会写出对每件事的细微看法和感受。有些细节，甚至平时都不会去注意的，但为了写信，我开始更细致地观察自己。
谁都没有直接在信中写出让人脸红心跳的过分之语，但看似平常之中，却能感受到彼此的心意。
有一次我向他抱怨说，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真枯燥。于是他回信中说，自己在法国参观了雪兹神|父公墓，“这里埋葬了很多名人，其中就有中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阿伯拉尔与爱洛伊斯的墓。听说他们的爱情故事很感人，我不知道事情的原委。你能在学校图书馆查一下告诉我吗？”
有了这么一则八卦，我来了查资料的精神。最终把这二人的感情详详细细汇报在了信里。同时大为唏嘘，二人真是不幸，虽然各自成就斐然，也始终相爱，但限于当时社会习俗，一个身为教士，一个当了修女，未能相守。
“不，他们已经是幸运的了。‘幸福没能长久’并不等于‘幸福从未来过’，这是两件事。”他回信中写道，“遇到了精神契合、值得去爱的人，他们已经比别人幸运太多了。”
其实后来我想，他可能早就知道他们的故事，只是为了让我学习有动力才说希望我去查证。或许，他想和我讨论别人的爱情故事，是另有一番暗示？我好像，也不排斥这种暗示呢。
只不过，我们都不是情感外露的人，喜欢留下隐约的线索，让对方一点点循信而来。道路幽长而令人神往，两人极轻极慢地走着。这样很好，每一步都安静而踏实。
有时候他很忙，回信只罗列最近做了什么，像干巴巴的日程表。
我告诉他，但如果他太忙，就不必回。他却说无论忙不忙，展开纸就像回到了家乡，哪怕只写些日程，也会感到亲切放松。
“这也是减少压力的一种方式，”他说，“虽然生活是机械化的，但我并不希望真的变成机器。希望你不是因为看得无聊才让我不要回信。”
我当然，不是这样想的。
只是，不知他本就拥有正直的心，还是受到我只言片语的影响，偶尔在信中透露出怀疑。
“我不知道我们在法国是为了什么？”他很明确地写道，“没有给这里的人带来一点好处，很多人却以让当地人恐惧为乐。”
每到这时，我会迟疑不决，他们原本以为会给对方带来好处的吗？
“无论如何，德国给法国带来了教训。这对一个国家的未来，也未必没有好处。”我绞尽脑汁，想出模棱两可的回答。
“你现在好忙，晚上都不找我玩了。”米娅说。
她告诉我，最近她和一个士兵通信，“原本有两个，但另一个满纸污言秽语，只会索要照片，还要给我寄内衣丝|袜。我不理他了。”
“留下这个是空军，”她凑近说，“傻傻的，随便写几句动情的话，他的回信就能长一倍。有时候还长篇大论抄荷尔德林的诗。这些诗我早几年前学腻了。”
“他爱上你了？”我用她的方式问她。
“啊？不会吧。每个人都知道，这只是纸上恋爱，响应帝国号召。”她满不在乎地说。
“再说，我又不会催眠，他哪那么容易爱上我。”她笑着冲我说。
是的，我也开始参与催眠了。
是有一天朗格教授讲了一个催眠案件。这是1934年海德堡的一个案子，一位女士生病并被敲诈钱财，最后警察局的法医使用催眠术破案，发现原来罪犯也使用了催眠术，导致这名女性的行为异常，甚至于忘记罪犯的样子。
最近在空军医院的实习，我也见识到它的效果。于是我向教授申请能不能也当催眠师，不再只是旁观。
“您愿意学，这当然好。”他叹气说，“这几年来，大学的教育质量下降很多，好多学生们都是nz官员的孩子，不爱学习。知识课程简化到不能再简。女学生的比例也受到限制，连年下降，最受女生欢迎的课程竟然是‘家政管理’。最近两个月我看您之前选修课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