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爸爸呢？还有你哥哥，怎么不帮着轮流抱妹妹？”
“我爸爸工作经常要到外地去，一去就是几个月，常年都不怎么在家。我哥哥是个调皮贪玩的性格，虽然比我长两岁，但经常玩得忘了回家。” 谭天说起他贪玩的哥哥，很纵容的笑了笑，仿佛他才是那个哥哥，自己在家干活，而放纵弟弟出去玩。
“那你怎么不出去玩？” 我感觉谭天小时候也该是个淘气爱玩的样子啊。
“我也想出去玩，以前我都会跟哥哥一起去，但有了妹妹后，我觉得需要帮妈妈照顾妹妹。” 谭天说到这里沉默了片刻后才说，“妹妹的出生让我瞬间变得懂事了。”
“为什么？因为家里终于有一个比你小的需要照顾，家里人不再关注你了？” 我嬉笑着说。
因为小时候大人经常会开玩笑问我要不要个弟弟妹妹啊？我就坚决的说不要，我说有了弟弟妹妹，妈妈就不喜欢我了。这会儿我就自以为是的把自己那套想法加到了谭天身上。
谭天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也笑，而是一脸严肃的说：“你上次问过我，计生委怎么会允许我家有三个孩子的？”
“嗯，是啊。” 我在溜冰那天问的，当时我觉得谭天神色有些遮掩，不是很想说，就没再继续追问。
谭天低头用手摩挲着我的被角，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思忖了片刻后说：“计划生育当然不同意，可我爸妈希望再生个女儿，于是我妈偷偷跑到农村亲戚家生的，回来后就被计生委发现了。他们把我妈妈超生的事情登在当地日报上指名批评。我当时刚认得了一些字，看到那张报纸时心里无比恐惧，觉得自己家犯了天大的错误。”
我惊讶的张大了嘴，我从来不知道违反计划生育还要被登报批评的，同时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嬉笑有多么不合时宜。父母是孩子的天，当孩子以为父母犯了很大的错，天要倒下来时，心里会有多么的惶恐，之后会留下多大的阴影。我突然心疼起七岁时的那个谭天了，主动握住了他放在我病床边的手。
谭天翻过手掌把我的手罩在他的大手下，缓缓的说：“除了登报批评，计生委还要我们家交一万元罚金。”
“一万元？这么多！” 计划生育的处罚方式一个比一个匪夷所思，我同情的看着谭天。
虽然知道计划生育政策严厉，但是还是第一次从身边的例子里得知罚款额度这么大。那个年代连个万元户都是稀罕事，谁家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这落到谁家里似乎都是一场灾难。
“后来计生委同意我们家分十年支付罚金，但即使这样每个月也要付八十多块钱。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家收入都低，我爸妈两个人每月工资加起来也不过三百多块，还要养活三个孩子。我当时就觉得家里经济很困难，心理负担很重。” 谭天眼睛盯着被子，没有看我。
我想他大概觉得这事多少有些不光彩，怕说给我听影响他在我心里的形象，所以一直缄口不言，现在即使说也很扭捏。我把握着他的手紧了紧。
谭天感觉到了，抬起头朝我咧了咧嘴，然后继续说：“那时候舅舅、舅妈对我们家有很多闲言碎语，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变得特别懂事，我决心必须要为妈妈争口气，不要被舅舅舅妈看不起。我还决定要帮妈妈减轻负担，体力劳动上的负担和经济上的负担。”
“你自己还那么小，你要怎么帮你妈妈呀？”
“我可以干很多活的。除了帮助照看妹妹，我还可以分担很多家务事，譬如去买米、面、油甚至搬煤球。我最喜欢买面粉，因为很好玩。你买过面粉吗？” 谭天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一点贪玩的笑容。
我傻乎乎的摇摇头。从我记事起我家就有警卫员、有保姆，别说从来也不会轮到我去买这些重物，我连这些店在哪里都不知道。
“粮店有个面粉机，定好了买的量，在机器下面放好面粉袋子，面粉就会从机器里面倾盆而下，哗哗哗的像下起了大雪，这是我最喜欢看的一幕。买完了我就把面粉袋抱回家，不过通常到家的时候我的身上、手上甚至脸上都沾了很多面粉，像只花猫。还有搬米，搬煤球，反正这些简单的体力活我都会抢着帮家里干。” 谭天把这些体力活当作趣事，像讲故事似的讲给我听。
“不过那时家里最辛苦的活是洗衣服。我们家人多，男孩子衣服脏得快，妹妹年纪小一会儿吐了一会拉了，也时常要换衣服，基本每天都有一大盆衣服要洗。到冬天的时候，冷得刺骨更是辛苦，我妈的一双手长期都有裂开的口子，还经常生冻疮。因为总是泡在冷水里，指关节得了关节炎，像胡萝卜那样红肿粗大，有些关节连弯曲都很难。我要帮她洗，她总说我洗不干净不让我帮忙。
我想让妈妈买一台洗衣机，可是你知道家里经济捉襟见肘，没有多余的钱。后来我就在空余时间去河边钓鱼钓虾抓螃蟹，卖给菜场里的小贩们，攒了几十块钱。我妈和邻居家的阿姨都在印刷厂工作，经常有糖烟酒的包装纸盒需要折起来，每折五十个纸盒可以得四毛钱。我除了帮妈妈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