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6日7时,在“歌剧院政变”大获全胜之际,静嘉玉瑾在百姓的推举之下,成为了国家的新任民选总理。
同时,“永绪人民民主临时政府”(此后简称“民主政府”)也正式宣告成立。
新官上任后的静嘉玉瑾,自然愿意去满足
人民的一切需求,只是,对于她来说,当务之急应该是先解决战争问题。
于是,她以民主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向陵山国提出了议和审请。
静嘉玉瑾的态度极其真挚诚恳,先是表明了对死难者的哀悼,然后,她控诉了前当权者犯下的战争暴行,表达了自己对于两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深切渴望
接着,她主动提出要从陵山国撤军,并且愿意支付战争赔款以及对方战后重建所需的全部费用,主要战犯的审判权也尽数交给了对方。
“我们的民主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无论是哪一国人民，都有着平等而不可侵犯的生存权。
我们不搞强权主义那一套,我们犯下的一切错误,都能够做到自己去承担责任!”
在静嘉玉瑾这一番诚意满满的讲述之下，被战争困扰许久的陵山国人民也不由得对此动心，他们实在是太渴望和平了。
于是，在一场临时举行的会议之后，陵山总统沈知念,国防部长温真誉等一众国会上层人员一致通过了对方的求和申请。
在温真誉看来，自己那远在彼方的知己已经成为了一名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好同志,她心怀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暴行侵略。
这样一来,两国的和平关系也许可以从她们这一代永久延续下去。
“以前我们还只是关系亲密的朋友而已,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可以永远并肩作战的同志了！”
然而,让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场真心诚意的和平,也注定不会存在太久。
在六个月之后的漫长岁月之中,战争的阴影将会重新长久地笼罩在这两个国家的上空。
民主政府的撤兵行动,虽然的确给两国的百姓带来了和平,却又成为了政权出现动摇的不安定因素，为它昙花一现的结局埋下了祸根。
在1941年10月9日,所有西征陵山国的军队尽数撤回永绪境内时,一场腥风血雨的永绪内战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那些回国的将领与士兵,虽然表面上是在服从于这位新总理的命令，实际上却只是在被动局面之下的无奈表现。
他们的心中只有远山绪这一个值得终身追随的领袖,也只有净化主义这一条值得永远信仰的道路,他们的眼中,已经容不下第二种色彩。
他们思想麻木,性格偏执,态度疯狂,这和远山绪曾经深深渴望着的战争机器如出一辙。
在他们之中,将这份情绪表达的最明显的就是他们的现任总司令陈松竹,作为远山绪少年时的兄弟与挚友,他自诩和远山绪有“心灵感应”。
“领袖他遇到了危险,他需要我,他说只有我才能将他从困境之中解救出来。”
于是，这些不愿服从新总理统治的军队在陈松竹的率领之下,在永绪国的洛香城中宣布建立了“帝国复兴协会”,来与静嘉玉瑾领导下的民主政府进行对抗。
这些撤退回国的军队,虽然在长达三年的西征之中损失大半,只剩下些残兵败将,但至少也能勉强凑齐三四支集团军队。
而静嘉玉瑾所能直接掌控的,只有洛川禀手下那两支残缺不全的军队,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实力差异就已经很明显了。
虽然说静嘉玉瑾领导之下的民主政府显然更得民心,但他们的胜利毕竟是建立在军队在外征战,国内战力不足的基础之上。
而现在的永绪国内战,是一场实打实,硬碰硬的武装战争，战争的双方，在领袖发迹之前还曾是同住一片屋檐之下,患难与共的好兄弟。
在这样纯粹的武力对决之下,双方拼的是战术,比的是实力,靠的是资源,绝对不是一个“人民支持”就可以改变的了什么的。
于是,在这样势力悬殊的对比之下,民主政府由于兵力不足，再加上过分致力于建设利民的事业没有像对方那样劳民伤财地投入于战争之中，从11月末开始，他们已经陷入了节节败退的悲哀境遇之中。
所以,尽管静嘉玉瑾和洛川凛有着多么宏伟而远大的志向,有着多么光明和美好的愿景,都只能在残酷无比的现实之下，被迫的隐入尘烟。
他们只能在拼命的抗敌斗争之中,眼睁睁地有着自己治辖之下的领土面积变得越来越狭小，即使他们用尽一切方式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到了1942年的3月,局势已经严重到了一个不逆转的地步,“帝国复兴协会”的军队连带着一大群被威胁和强迫充军的无辜百姓,将若明城给包围地如同一个铁桶一般。
此时的若明城之中,只剩下一些残破的军队在负隅顽抗，却只能得到以卵击石一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