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被茂密的杨树林河谷就出现在视野，河谷之上的一带赭红的山峦，就是闻名世界的鸣沙山了。
赵科长为了尽地主之谊，不失时机地向我们介绍沿路的风光地理。
“那就是鸣沙山，对面是三危山，那条河叫宕泉河，跌宕起伏的那个宕，不过如今人们都将错就错，管它叫大泉河了。它是祁连山冰雪融水会聚成的，和敦煌城区里的党河一起，造就了沙漠中的敦煌绿洲，最终都流入疏勒河。”
“疏勒河？！”我立刻想起什么，“是不是那条中国唯一向西流的河流？”
“也不能这么说吧，”赵科长解释说：“我在新疆当过几年兵，北疆的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一条向西北流进北冰洋，一条向西流入哈萨克斯坦的巴尔喀什湖，他们也都算是向西流的河。”
“嗯嗯，”我连连点头，开始对这个基层干部有了好印象：“疏勒河古书上也叫籍端水、冥水，说‘唯一’呢，形成这个说法的时期，中国的版图还不包括额尔齐斯河和伊犁河流域，我之所以记得这条河，就是因为它颠倒阴阳、自成一脉，在传统风水上有特殊意义。”
说话间，考斯特已经进入景区内部的一个停车场，走过横跨在宕泉河上的一座石桥，那莫高窟标志性的“石室宝藏”大牌坊下，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正等在那里，看到赵科长，连忙迎了上来。
“哎呀，又给你们添麻烦了！”赵科长一边握手一边说。
“赵科长客气了，”年轻男子微笑着回答，“上面已经交代过了，让我们全力配合，这也是我的任务嘛。”
赵科长回头向我们介绍：“这位是保卫处马副处长，年轻有为；这位是接待部的王丽，不仅研究院最好的讲解员，还是研究院的研究生。”
研究生做导游？还是马处长向我们介绍了敦煌研究院一项独有的规定——无论新来的员工将来担任什么职务，从事什么行业，工作第一年都必须在接待部当一年导游，然后再从事本专业。
王丽身着一身天青色西装套裙，套裙裁剪合度，西式的立体裁剪，衣襟却是中式汉服的斜襟，上衣面料上还有隐约的暗纹，仔细一看是敦煌飞天的造型。王丽身材苗条，穿上这身衣服，站在那里显得亭亭玉立——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为了迎接国内外游客，敦煌研究院特意设计制作的具有敦煌壁画服饰元素的新制服。
在这位美丽女子的引领下，我们穿过大牌坊，一路向东，迎面又遇上了一座小一点的牌坊，上面又“莫高窟”三个金色的行书，显然是出自郭沫若之手。不过王丽告诉我们，郭沫若从来没有来过莫高窟，这三个字也是从他的书法中拼出来的，牌坊上以前是另外三个字——“古汉桥”。
透过牌坊后面的栏杆，鸣沙山那竖直的崖壁上，蜂巢一样排列着的大大小小的洞窟已经清晰可见，洞窟间有步道、走廊和楼梯相连，形成一个整齐有序的整体。
王丽说：“和很多佛教洞窟不同的是，莫高窟是一个修建延续千年的活的艺术宝窟。”她说，前秦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66年，僧人乐尊路经鸣沙山，在此回望对面的三危山时，突然看到金光万道、万佛呈现，于是发愿在此建造洞窟，他在鸣沙山的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那是个禅窟，是僧人用来参禅打坐的洞窟。后来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王丽说：“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者，没有的意思，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修行和功德了。”
从那时开始，历朝历代都有人在此营建洞窟，到了隋唐达到鼎盛时期，直到元代都有断断续续的修建。明嘉靖年间，明朝政府封闭嘉峪关，敦煌就处于塞外了，莫高窟停止了长达千年的修建，成为边塞荒凉之地。
王丽并不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她就按照平常接待方式，先领我们从16洞和17洞的藏经洞开始参观。
在进入洞窟之前，她先领我们来到洞窟对面一处小院——这曾是清末的道教三清宫，当地人俗称下寺，也是那个道士王圆箓的故居。
公元1900年，正是中国人熟知的庚子年，就在八国联军开始向北京集解的那个五月，这位来自湖北麻城的道士在整理16窟的时候，意外发现了藏在里面的17窟——藏经洞。随后，伴随八国联军在那个末代王朝国都的劫掠，藏经洞文物和经卷也遭受来自世界各地“考古家”和“探险家”的劫掠。
后来，王圆箓用盗卖文物所得的钱财，八年后在此重修前三清宫。在藏经白被发现百年后，敦煌研究院重建此寺，辟为敦煌藏经洞陈列馆，以昭示后人。
两边的白粉墙上，几幅画风奇特的壁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一幅壁画是一位带须老僧和一位容貌娟秀的年轻僧人，搂搂抱抱，表情暧昧；另一幅上，两个短胡须、著道袍的老者，头上梳的居然是古代小孩子才有的总角丫髻，也是勾肩搭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