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那小子又给老夫出难题啊！”章惇却受不住诱惑，一旦黄河治理好了，还是在他任上，那岂不是能名垂千古？就算不在他任上也好，他也是拍板人之一，历史书上肯定要大写特写的。只不过，如何为张正书讨来这门差事，这才是最难的一件事。
历来治水都是贪官上下其手的好地方，瞧瞧那前两任都水使者，王宗望还算治水卖力，也有能力。可吴安持呢？蹉跎八年，让经手官员贪得盆满钵满，他自己也吃得肥头大耳，满嘴是油。好了，到了最后连病恹恹的高太后都看不下去了，免了吴安持的都水使者，随便丢他到工部做一个侍郎，一点实权都没。
从元祐二年到绍圣元年，足足八年时间就被吴安持这么荒废了。
偏生黄河在这段时间里，足足决口了六次之多，而且都是大决口，黄河泛滥数千里，造成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粮食歉收，蝗灾遍地。
章惇是知晓让贪官、庸官治水的害处，可他一旦提出来，那就等于断了许多人的财路，就算他是宰相，也不敢尝试百官之怒。唯有赵煦硬气起来，全力打击贪官污吏，才能止得住悠悠众口。但更为难办的是，漕运一事。“那张家小子要漕运之权，还承诺火耗不超过两成，官家肯定动心了。”
章惇的猜测是正确的，哪一个皇帝听到这样的火耗能不动心？
要知道，北宋的漕运，火耗是一年比一年多，但即便是宋朝立国之初，漕运火耗也要超过两成。然后，随着黄河河道淤塞，贪官上下其手，倒买倒卖，火耗超过半数是经常的事。最近几年，还有超过六七成的，气得赵煦狠狠流放了几个贪官污吏，才算是把火耗减至五成上下。
漕运的好处，可比治水多多了，且不说什么，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不眼馋的。
一旦把漕运交出去，满朝文武怕是要用眼神杀死章惇了。
至于那收过河钱什么的，还是其次了。
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章惇再蠢也不会做这种事，更何况他也是官场老油条，对于里面的门门道道是再清楚不过。
“按照那张家小子所言，他组织船队运送漕粮，也不是不行，但毕竟是商贾，哪里有朝廷把漕粮拽在自己的手好？”章惇太清楚漕粮的猫腻了，所以他用脚趾头都能算得出这漕粮的利润有多大。一斗米，在汴梁城是一百三十文钱；可是在产米多的地区，斗米只需要七、八十文钱。嗯，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收购价和零售价的不同。哪怕是一船大米运到汴梁城，出船价格也不过是斗米一百一十文钱左右。
要是官商勾结的话，那赚头就大了。
首先是收购价，居然是用出船价格来结算的。为啥？显而易见的事啊，一百一十文钱的米价，和七、八十文钱的米价，最大的差价在四十文钱！一石米就是四百文钱，十万石就是五万两千多贯钱！
当然了，汴梁城只有百万人口，一年两万石粮食是已经差不多了。加上常平仓等各种仓库的预备粮食，也就是一年两万五千石左右。两万五千石，也就是能贪污一万三千多贯。这还只是差价而已，还有火耗呢？除去大约两成的火耗，足足有三成是白赚的。
也就是说，两万五千石粮食，起码要运五万石粮食才行。五万石粮食的三成，也就是一万五千石，换算成铜钱足足有两万两千贯的贪污额度！
前后加起来，官员能操作的就是三万五千多贯钱。
啧啧啧，这么多钱，只有百来个官员能享用，也就是说每年每人能贪污三千五百贯钱的样子。
当然了，大头肯定是给最大的官赚去的，也就是说大宋每年损失的钱银都在三万五千贯钱。这还仅仅是开封府，其他州府呢？这还仅仅是漕粮一项，其他方面呢？
好在，宋朝皇帝也不是傻子，起码从宋仁宗开始，就对这种猫腻知之甚深。于是，漕粮的比例开始减少，暗中扶持商贾运粮到开封售卖。
结果到了今日，漕粮废弛，官仓形同虚设。章惇虽然明白漕粮现在还能贪污一点点钱银，但是粮食命脉已经被商贾占据了。漕粮，名存实亡。如果朝廷彻底甩掉漕粮，还能腾出一点点钱银来给官员发俸禄，好像也不错。“或许漕粮的事，并没有老夫想象中那么大阻力？”
不得不说，宋朝的皇帝都很聪明，懂得利用市场来平衡贪官。像漕粮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毕竟涉及到钱银的，都是猫腻很多的。真正能做到水至清的状况，恐怕不现实。为了国库能好受一些，宋朝皇帝才默许商贾运粮贩卖。不得不说，此举确实能抑制贪官对漕粮上下其手。
但是，弊端也不是没有的。
最起码现在，宋朝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粮食的控制，一旦某地发生灾情，肯定会有商贾囤积粮食，倒卖高价粮，逼死不少百姓。到了宋朝这时候，一路飙升的米价就足以说明事情了。其他地方的米价都是不过斗米七、八十文钱，可是在开封就要斗米一百三十文钱。这还是回落的米价，在前段时间京师地震，米价一度高达斗米一百七、八十文钱！